人民网北京4月21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2013年11月以来，广州市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发现存在问题的公园4个，关停高档餐厅及私人会所4家。

针对在公园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公共场所开设私人会所、高档餐厅的问题，广州市由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组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水务局以及各区政府纠风办等单位，对公园餐饮配套、行业标准、经费运转等情况进行前期摸查，推动排查工作有的放矢。

广州市重点围绕三类场所开展排查，包括：占用城市公园亭台楼阁等公共资源封闭经营；规模大、装修豪华；只为少数人提供高档餐饮、娱乐服务的私人会所或高档餐厅。

广州市纪委组织各区园林主管部门和市属公园，对各自财政投入管理(含补贴)的129个公园进行了拉网式自查。会同市公园协会对58个主城区范围内的重点公园进行抽查，共发现问题4类8个。如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存在餐饮点过多问题，珠江公园的“红酒吧”项目与公园功能不符，一些公园经营证书不全，公园绿线控制和管理存在不足等。

广州市纪委监察局要求公园管理部门责成高档餐饮点和会所立即停业整顿，或转型走平民化路线，面向大众。如磨碟沙公园内的“文化会所”、珠江公园内的“红酒吧”因涉及私设会所的问题已被关停。流花湖公园的“唐苑酒家”、“南海渔村”、“顺峰山庄”已将原来的高价菜式降价，转为大众化服务经营。

北京5起违反八项规定案被通报

涉及公款旅游、公款购买礼品、大操大办婚礼

京华时报讯昨天，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通报，本月14日至18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42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其中北京通报5起，主要涉及公款旅游、公款购买礼品、大操大办婚礼等。

本次查处案件曝光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铝业公司等。这批案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公款大吃大喝、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公款旅游、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违反工作纪律等。

中纪委监察部指出，五一将至，“四风”问题或将有所反弹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变相的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收受礼金等问题可能会有所抬头。为深入开展五一前后执纪监督工作，深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8日开通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每周通报各地区各部门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已经分3次通报了545件典型案件。

□访谈

中纪委严查五一期间不正之风

微信红包成为“送礼神器”

五一将至，“四风”问题将以哪些隐蔽的形式出现，中央纪委将作出哪些相关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如何擦亮“火眼金睛”、强化执纪监督？近日，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就这些问题接受了采访。

五一期间严查公款旅游

许传智指出，今年五一将至，春暖花开之际，也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收受礼金等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对此，中央纪委高度重视，作了精心部署，畅通监督渠道。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首页开通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引导群众积极举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晾晒党员干部存在的隐性“四风”问题。同时严查违纪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一律零容忍，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尤其对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的领导干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出入私人会所活动、收受礼金等行为，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此外狠抓通报曝光。中央纪委五一前后将通报曝光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同时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集中曝光。

作风问题穿上“隐身衣”

许传智指出，当前，明目张胆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少了，作风问题的表现形态日趋隐蔽化，穿上了“隐身衣”，钻进了“青纱帐”。

主要表现在：一是公款吃喝由明转暗，转移到家庭、单位食堂、“私房菜馆”、乡村农家乐等隐蔽场所；二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活动，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三是随着新型互联网交易形式的出现，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成为“送礼神器”。

上述问题的共同点是难发现、难取证，给执纪监督工作增加了难度。如何推进方式方法创新，及时发现、有效解决此类走地下、搞变通、玩规避问题，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难点所在。

从全国查处情况看，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和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三个问题是下一阶段治理重点。就五一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出“四风”问题看，主要集中在所谓“节日病”上，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收受礼金、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方面。

出问题要追责党委班子

许传智指出，五一等节假日，如果发现有的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力，所在地区、部门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不仅要对违纪者进行严肃处理，而且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对有关党委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纪检监察机关如果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不制止、不查处、不报告，敷衍塞责，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相关纪委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责任。

■新闻背景

截至今年3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33209起，处理党员干部42666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470人(含省部级1人、地厅级64人、县处级726人)。中央纪委先后5次共对3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集中通报，并向社会公开，释放出违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据不完全统计，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监察厅(局)93次下发专门通报，共对529起典型问题予以曝光。

□曝光台

1·安徽军工原董事长被开除党籍

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

安徽省纪委消息，经查，安徽军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小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贪污公共财产，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

黄小虎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违纪违法，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给予黄小虎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并按规定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今年1月，安徽省检察院消息，安徽军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小虎利用职务之便，涉嫌贪污960.1万元，涉嫌受贿205.5万元，涉嫌行贿人民币450万元、港币1133.9万元，涉嫌职务侵占546.5万元，共计涉案金额达3162.1万元，已移送法院审理。

资料显示，安徽军工集团是拥有10家子公司的国有大型企业，资产总额26亿元。黄小虎在调任安徽军工集团之前，曾任安徽滁州卷烟厂厂长、蚌埠卷烟厂厂长、安徽中烟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2·安徽省一副巡视员被开除党籍

安徽省纪委消息，经查，安徽省经信委原副巡视员朱永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安徽省纪委决定给予朱永国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并按规定办理开除公职手续。

今年1月，媒体曾公开报道安徽省检察院2013年全省贪污贿赂案件办理成效。其中提及反贪方面，全省共查办县处级以上要案111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其中就包括安徽军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小虎、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非煤办原主任朱永国等。

安徽省检察院消息称，朱永国在担任产业处处长、非煤矿山管理办公室主任期间，涉嫌受贿600余万元。

3·宁夏两厅级干部接受组织调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副主任高重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显示，高重瞳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自2013年7月起挂职北京市石景山区副区长，今年3月仍以石景山区副区长身份公开出席活动。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消息，宁夏电力公司银川市供电局局长马林国(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济南市7名干部受到撤职处分

据新华社电济南近日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7名干部受到开除公职、免职等处分。

济南市卫生局副局长张继勇，因私自借用下属单位公车、醉酒驾驶问题，被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济南市市中区政协副主席、市中区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刘友文，因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致多人受伤问题，被免去市中区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职务，检察机关正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其审查起诉。

因违规借用服务对象车辆、滥发补贴、公款吃喝、瞒报接待费用问题，济南市长清区平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世忠被给予撤销区委委员、平安党工委书记、济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济南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党组书记职务处分；平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张坚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工委副书记、平安街道办事处主任、济南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局长职务；平安街道纪工委书记韩庆强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监督失职责任，被调离工作岗位。

济南市民政局军休一所所长、党总支书记刘华，因在军休六所违规发放福利、公款旅游、占用公物、交通肇事逃逸问题，被给予撤销军休一所党总支书记、所长职务处分。

济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建敏，因公车私用，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除署名外本版采写京华时报记者张然

中纪委三周连曝545起违纪案

晨报讯(记者邹乐)中纪委网站昨天通报了上周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有关情况。统计显示，4月14日至18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42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其中，北京通报了5起案件，4起发生在昌平，1起发生在延庆，涉及公款旅游、公款购买礼品、大操大办婚礼等违规行为。

今年4月8日，中纪委启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每周通报制度，在官网设立了每周通报栏。昨天是每周通报制度启动以来的第三次通报，据统计，三周曝光案件数量多达545起。

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件发生地涉及四川、湖北、河北、黑龙江、河南、北京等2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四川省成为此次通报人数最多的省份，共有16起案件被曝光，19人受到处分。盘点案件可以发现，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公款违纪、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仍是违规行为的“重灾区”。其中，在此次通报的142个违纪案例中，涉及公款违纪的案例有69个，占比近一半。在很多地区的通报中，因节日期间违规给员工发放购物卡、提货券、礼品等而受到处分的案例十分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报的142起案件中，还出现了两个大型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通报了2起典型案件，都涉及公款大吃大喝。2013年，兰州石化公司销售部在公司培训中心举办了一期34人参加的销售系统培训班，在用餐时违规消费烟酒等共计2234元；培训结束时违规购买鲜枣40箱，共计2200元，发放给培训班学员及工作人员。销售部主要负责人张建国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3年4月12日至14日，兰州石化公司自动化研究院举办了一期科级干部培训班，共28人参加培训，聚餐时违规消费烟酒共计3450元。兰州石化公司自动化研究院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陈世民，兰州石化公司信息化项目组副组长曹巍参加了此次聚餐，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铝业公司通报的典型案件涉及公车私用。中铝云南铜业(集团)金沙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国泰驾驶公车给家人扫墓，王国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交纳公车私用所发生的汽油费、过路费、停车费等费用。

■曝光案件

北京公布5起典型案例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辛峰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公款旅游。2013年6月，西辛峰村党支部组织部分党员赴大连参观旅游，并给未参加的党员发放购物卡。昌平区纪委给予西辛峰村党支部书记王德全党内警告处分。

●北京市昌平实验小学组织教职工公款旅游。2013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北京市昌平实验小学组织教职工赴山东、云南、贵州学习培训，其间公款旅游，共计支出31万余元。昌平区纪委给予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苏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东沙屯村公款购买礼品。2011年底至2013年春节期间，东沙屯村党支部书记周大勇多次使用村集体资金购买总价值4.3万余元的礼品用于送礼。经昌平区纪委同意，百善镇党委给予周大勇党内警告处分。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阿苏卫村党支部书记刘长启大操大办婚礼。2013年12月8日，刘长启违反规定为其子大操大办婚礼，共摆酒席89桌，收受礼金13.84万元。昌平区纪委给予刘长启党内警告处分。

●北京市延庆县沈家营镇水务站科员张永华大操大办婚礼。2014年2月22日，张永华邀请辖区管水员参加其子婚礼，收受礼金13200元。延庆县纪委给予张永华党内警告处分。

■查处难点

微信红包成“送礼神器”

晨报讯(记者邹乐)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近日在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访谈时表示，随着新型互联网交易形式的出现，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成为“送礼神器”，成为查处难点。另外，从全国查处情况看，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和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三个问题久居前列，是下一阶段治理重点。

许传智介绍说，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来，明目张胆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少了，作风问题的表现形态日趋隐蔽化，穿上了“隐身衣”，钻进了“青纱帐”。主要表现在：公款吃喝由明转暗，转移到家庭、单位食堂、“私房菜馆”、乡村农家乐等隐蔽场所；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活动，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随着新型互联网交易形式的出现，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成为“送礼神器”。上述问题的共同点是难发现、难取证，给执纪监督工作增加了难度。如何推进方式方法创新，及时发现、有效解决此类走地下、搞变通、玩规避问题，是今后工作的难点所在。

许传智介绍说，截至2014年3月31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33209起，处理党员干部42666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470人。中央纪委先后5次共对3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集中通报，并向社会公开。

■打虎拍蝇

一天通报11名落马官员

晨报讯(记者邹乐)中纪委网站昨天通报了一批落马官员。其中，有2人被开除党籍，分别是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黄小虎和安徽省经信委原非煤办主任朱永国。

中纪委网站昨天通报，广州市纪委近日对涉嫌严重违纪的广州市人社局原局长崔仁泉，市协作办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何继雄，市交委副主任杜良英，从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方纪章，广州市军转办主任叶页，市国土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广州市地税局原副巡视员简汝坚等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同一天公布接受调查的还有来自宁夏的两名官员。据悉，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副主任高重瞳、宁夏电力公司银川市供电局局长马林国(副厅级)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另外，安徽两名高官被开除党籍。其中一人是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黄小虎。中纪委的通报称，黄小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贪污公共财产，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资料显示，安徽军工集团是拥有10家子公司的国有大型企业，资产总额26亿元。

另据安徽省检察院消息，黄小虎利用职务之便，涉嫌贪污960.1万元，涉嫌受贿205.5万元，涉嫌行贿人民币450万元、港币1133.9万元，涉嫌职务侵占546.5万元，共计涉案金额达3162.1万元，现已移送法院审理。

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谈持续纠“四风”

紧盯“五一” 严查“节日病”

本报记者 赵 兵

去年以来，中央纪委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纠正“四风”问题，从治理“中秋月饼”到“寄送贺年卡”再到“春节烟花爆竹”，每一个节日都成为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的时间节点。

“五一”将至，中央纪委就整治“四风”将作出哪些相关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如何强化执纪监督？近日，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央纪委就“五一”前后纠“四风”作出部署

“实践证明，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刹风肃纪，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许传智说，“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要求，将元旦春节、全国两会、‘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连成线，抓早抓小、循序渐进，有力地促进了党风政风的好转。”

许传智说：“就‘五一’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出‘四风’问题看，主要集中在所谓‘节日病’上，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方面。这是我们当前要纠正和查处的重点。”

对此，中央纪委作了精心部署：一是加强宣传教育。4月4日，中央纪委召开新闻宣传通气会，强调要狠抓“五一”重要节点，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二是畅通监督渠道。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8日在首页开通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引导群众积极举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三是严查违纪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一律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四是狠抓通报曝光。中央纪委“五一”前后将通报曝光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同时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以每周一次的频率集中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典型问题，形成有力震慑。

各级党委和纪委要切实担负反腐促廉责任

“在‘五一’等关键节点，各级党委更要积极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许传智说，“各级党委要紧盯节日期间公款吃喝、旅游、送礼等不正之风；要督促领导干部严以律己，并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监督责任，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论涉及哪个层级的领导干部，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原因，都要坚决查处，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许传智表示，在“五一”等节假日，如果发现有的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力，所在地区、部门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不仅要对违纪者进行严肃处理，而且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有关党委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纪检监察机关如果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不制止、不查处、不报告，敷衍塞责，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相关纪委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责任。

中央纪委连续3周通报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545起

被处理干部乡科级占九成

上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42件

本报记者 江 琳

4月2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再发通报，14日至18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42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这已是中央纪委连续第三周通报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件。临近“五一”，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的发条越拧越紧。

通报典型案件显示震慑，也让人们看到实在成效

“近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83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4月8日至11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220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14日至18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42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4月份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已连续3周通报典型案件共计545起。

“一些领导干部耍‘小聪明’，不拿禁令当回事，以为八项规定鞭子打不到自己头上。”江西余干县玉亭镇迎宾社区居民张强红说，“连续3周通报典型案件，以鲜活的例子告诫领导干部要打消‘侥幸’心理，这些案件在给人以震慑的同时，也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报的案件中，以乡科级干部违纪为主，乡科级干部占被处理人数的90%以上。不仅是这3周，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18日公布的《2014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来看，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今年3月31日，共处理违纪人员42666人，其中，乡科级干部40405人，占到总数的94.7%以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表示，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多数在群众身边发生，充分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很有必要，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的开通进一步畅通了举报渠道，也进一步增强了八项规定的威慑力。

违反工作纪律、违规使用公车、违规发放福利问题严重

河北邢台市临城县县委党校副校长曹玉琴，工作日中午时间违规饮酒；四川眉山市彭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居民医疗保险股股长田冬在工作时间打游戏；黑龙江安达市政府办公室张晓阳、杨大琳、李广超、耿江涛4名工作人员工作时间在市政府办公楼休息室打麻将……分析21日通报的情况可以看出，违反工作纪律问题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工作时间上网、打麻将、炒股、擅离工作岗位问题比较突出。

根据21日的通报，违规使用公车仍然是违反八项规定的重灾区。上一周通报的220件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违规使用公车案件有40多起。在21日公布的142起典型案件中，有30余起违规使用公车案件。

分析通报还可以看到，违规发放福利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上周通报的220起典型案件中，有20余起涉及违规发放福利。而21日通报的142起案件，也有10余起。

云南凤庆县干部张光菊结合实际说：“开公车接送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发放福利等，曾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整治‘四风’利剑高悬的背景下，仍然有人置若罔闻、以身试法，足见‘四风’恶疾之顽固。”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得到有效遏制，但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从连续3周的通报情况来看，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虽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此类现象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

从绝对数量上看，公款吃喝案件数量不多。4月8日通报的183起典型案件中，有8起公款吃喝案件；4月14日通报的220起典型案件，有6起公款吃喝案件；21日通报的142起案件，有6起公款吃喝案件，包括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北岙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许曹春，用公款大吃大喝；2013年12月12日和15日，贵州荔波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班子在工作座谈会结束后，经县委副书记、县长瓦标龙批准用公款安排两次就餐……

公款旅游案件仍然存在。4月8日通报的案件中，至少有11起公款旅游案件；根据4月14日的通报情况，至少有17件案件涉及公款旅游。21日通报的案件中，共有公款旅游11起。

王敬波说：“八项规定管的多是一些‘小事’，看起来虽‘小’，但涉及的面广、量大，也最容易反弹。在‘五一’前夕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进行密集通报，对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向公众传达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

丽泽商务区拆迁曝腐败窝案

帮拆迁户作假多领拆迁款 7名开发公司和拆迁公司人员获刑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拆迁过程中出现腐败窝案。开发公司和拆迁公司的领导及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帮助拆迁户审核通过虚假拆迁材料，造成国家拆迁补偿款损失77万元。记者昨天获悉，丰台法院一审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行贿罪、玩忽职守罪等，判处原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勇、原丽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拆迁部部长张群等7人有期徒刑9年到2年不等。

京华时报记者

裴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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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明知假材料仍审核通过

2010年5月18日，丰台区政府授权北京丽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部分地块及代征地的土地一级开发实施主体，可办理规划、核准、征地、拆迁等各项前期手续。

现年45岁的张群曾历任丽泽开发建设公司的拆迁部副部长、部长，负责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拆迁管理工作。去年4月3日，他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

丰台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10月间，张群在担任丽泽开发建设公司拆迁部副部长期间，在负责对丽泽商务区拆迁材料进行审核的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接受4人的请托。在明知拆迁户提供的拆迁材料存在虚假成分的情况下，指使当时的拆迁部部长助理、现年34岁的孙宏涛违反拆迁政策，对拆迁户的拆迁资料予以审核通过，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事后，张群接受请托人员给予的好处费共计23万元，并将其中的10万元分给孙宏涛。

此外，2012年5月，张群在担任丽泽开发建设公司拆迁部部长期间，还帮助一家工程公司协调与保安人员的关系，收受贿赂款2万元。

丰台法院认为，张群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到案后，张群揭发上司被认定构成立功，同时鉴于其被抓获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还赃款。最终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

一户虚增4名安置人员

案件材料显示，拆迁户提供的虚假拆迁材料中，主要有伪造的出生证明、户口本、残疾证、营业执照等。其中有一个拆迁户的拆迁档案中，通过虚假证明总计虚增了4个安置人口、3个残疾人。为该户找张群和孙宏涛帮忙的人是陈某，拆迁户是他的舅妈家。

据孙宏涛说，陈某是他以前所在公司的同事。2010年10月，陈某找他说其舅妈家在东管头村面临拆迁，想让他照顾照顾，他说自己做不了主，让陈某去找张群。有一天，张群把他叫过去，当着陈某的面说了此事。后在审核协议时，孙宏涛对比安置人口表格发现陈某亲戚家虚增了4个户口、3个残疾证。“我去找张群说了情况，他让我通过审核。”

对此，张群的供述没有否认，他说，当陈某提出通过增加安置人口的方式为其舅妈家多要点儿房子和补偿款时，他没有回绝。事后，陈某到他办公室用档案袋装了5万元现金给他，他从里面拿出2万元给了孙宏涛。此外，陈某还单独给过孙宏涛3万元。

案发时，孙宏涛已经从部长助理的位置升任为拆迁部副部长。法院审理后，认定孙宏涛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3个月，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2

□案情

推荐测绘公司受贿5万

在此次获刑的7名被告人中，职位最高的是北京丽泽开发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张勇，现年35岁，其被抓缘于张群检举揭发其涉嫌受贿。

张群称，北京丽泽商务区拆迁涉及4个村：三路居村、东管头村、马连道村、菜户营村。负责这4个村集体企业房屋测量的测绘公司是张勇邀标过来的，“没有经过招投标程序。”张群说，张勇原来是宛平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经理，在开发晓月苑等住宅项目征地开发过程中，就是这家测绘公司负责测量。“我听说张勇曾收取过这家公司给予的好处费，但具体数额我不清楚。”

张勇到案后，承认了受贿行为。他说，丽泽拆迁负责测绘的公司是北京浩宇天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当时这个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是他的朋友姚某，他推荐该公司参与招投标。姚某曾于2010年七八月份给他5万元现金。“他说是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介绍他们公司做这项工作，而且在工作中很照顾他们。”

经过调查，张勇除了收受测绘公司姚某给予的5万元外，他还分别收受两家单位高管给予的总计6万元贿赂款，为对方在拆迁定价及索要工程款事项上给予帮助。

假材料过关副总有责任

张勇还被认定在张群等人违规审核虚假材料事项上有责任，构成玩忽职守罪。

法院查明，2010年至2011年间，张勇身为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负责东管头村、三路居村、菜户营村的拆迁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对拆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伪造拆迁材料等问题轻信能够避免，未要求审核人员对拆迁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且未对审核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致使大量伪造的残疾证、出生证明、结婚证、工商营业执照等证件被违规审核通过，造成国家拆迁补偿款损失共计人民币77万元。

张勇在供述中承认失职渎职。他说，他所在的丽泽控股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上级单位是丰台区国资委，主要负责丽泽商务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张群所在的北京丽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丽泽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两个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拆迁过程中，他分管拆迁部，但一开始就把关不严，抽查拆迁协议的数量太少，只流于形式。“伪造的材料如果认真审查是能审核出来的，但都没查。”

丰台法院审理后，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张勇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

3

□案情

员工坦言没有任何监督

原北京丽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拆迁部工作人员、现年32岁的张楠在拆迁工作中非法收受贿赂，一审获刑8年半，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

张楠说，他的职责是按照公司规定的拆迁政策审核拆迁补偿协议、户口登记表、户口本复印件、产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如果房屋出租经营的还要审核营业执照，村民家中有残疾人的还要审核残疾证。“公司对我们的审核工作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虽然我上面有审核组组长孙宏涛、拆迁部部长张群、公司副总经理张勇，但这些都只是级别上的规定，没有二次审核、复查等任何形式的监督措施。审核中，只要我对拆迁材料盖上章就可以通过了。”

法院查明，2010年11月，张楠曾经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村干部刘某的请托，违规审核通过了对方家里的虚假拆迁材料，造成国家拆迁补偿款损失共计16万余元。事后，张楠收受刘某给予的贿赂款1万元。

村干部经行贿多领16万

刘某证言称，2010年10月底，他们家在水头庄南里的房子面临拆迁。作为村干部，他前期协助拆迁工作，认识了张楠和时任北京市春地征地拆迁有限公司丽泽项目部项目经理的女子吴迎选。

春地征地拆迁公司是受北京丽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托，负责丽泽商务区部分地块的房屋拆迁工程。

刘某说，要拆迁时，他找吴迎选说其他村民都能拿到100多万，他只能拿到80多万，“她说你也没有执照，没办法。我就明白了，于是办了一个假的营业执照，让她帮忙。吴迎选说她这没有问题，但是要过件还需要跟丽泽开发的人打招呼。”刘某说，他又找张楠帮忙审核通过，张楠也说没问题。利用假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刘某共多得16万余元补偿款。他给了张楠1万元，但没给吴迎选钱，原因是他认为双方非常熟，不需要给她钱。

案发后，刘某于2013年7月已将多领的钱退回。

4

□案情

拆迁员当“中介”收好处

现年55岁的吴迎选没有收村干部刘某的钱，但法院查明，她与张楠合作，利用张楠负责审核丽泽商务区拆迁材料的工作便利，于2010年10月至12月间，使5户存在虚假成分的拆迁材料违规审核通过。事后她又伙同张楠，从北京市春地征地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潘永明、姜跃进(现年55岁，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等人处收受贿赂款共计26万元。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吴迎选说，她和张楠在拆迁之前就比较熟，因为张楠的媳妇是她干女儿。拆迁员找她“请示”给拆迁户虚假增加安置人口后，她会事先和张楠说帮忙过一下件，“意思就是让他审核人口时都给通过。”吴迎选说，第一次找张楠违规帮忙，她没明说好处费的事，“张楠心里也明白，现在没有白帮忙的事，肯定会给他好处。”事成后她给张楠分钱，依旧不提是什么钱，“毕竟是违法的事情。虽然没有明说，张楠也应该清楚我给他的钱就是村民给的好处费，我俩都心知肚明。”

案件材料显示，在窝案中，最“黑”的是在拆迁户和审核员之家起中介作用的拆迁员。原北京市春地征地拆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年53岁的潘永明在窝案中受贿金额最高，他收受拆迁户给予的钱款共计93万元，仅将其中33万元给了吴迎选和张楠等人。法院一审以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判处潘永明有期徒刑9年，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成为7人窝案中获刑最重的被告人。

■简介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英文简称FBD)，地处北京西二、三环路之间，以丽泽路为主线，东起菜户营桥，西至丽泽桥，南起丰草河，北至红莲南路，占地面积8.09平方公里，规划总建筑规模800万-950万平方米，是北京三环内最后一块成规模的待开发区域。

按照北京市“两城两带，六高四新”的空间产业布局要求，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作为“四新”之一，将为在京的新兴金融机构、金融要素市场以及金融企业总部提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今年来落马国企高管

1月

徐龙 中移动广东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 开除党籍

2月

吴周春 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 接受调查

3月

杨国玲 中石油集团玉门油田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接受调查

张连德 中移动河北公司原总经理 接受调查

丁占武 中移动河北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会副主席 接受调查

张磊 中移动河北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唐山移动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接受调查

王俊国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立案调查

罗争玉 中版教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立案调查

张跃明 世界图书出版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立案调查

崔忠省 陕西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接受调查

4月

陈瑞斋 山东省凯远集团公司党委委、董事、副总裁 接受调查

宋林 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接受调查

发声明辟“谣”、被宣布接受调查、被宣布免职……短短一周内，央企华润董事长宋林的人生遭遇戏剧性逆转。这位世界500强企业一把手、拥有省部级干部身份的国企高管，成了上周坊间最受关注的一个焦点。

十八大后的反腐大战中，国企特别是央企成为“主战场”。多名高管落马，拷问央企的监管体制。今年以来，从中央纪委到央企自身，掀起一场反腐风暴。

中央纪委：

专设机构监督、巡视组进驻、反腐查案试点

央企华润董事长宋林戏剧性“落马”，是上周坊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4月17日宋林被宣布调查的同一天，中央纪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国资委被确定为反腐查案的八个改革试点之一。

首批改革试点，就选定监管113家央企的国资委，中央纪委对央企反腐的重视可见一斑。

按照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的解释，试点单位要在查办腐败案件中落实“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对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说，这能对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形成制约，从体制上解决了压案不报和瞒案不查的问题。

在推出这项改革之前，中央纪委已经多次传递出要对央企加强监管的信号。

3月中下旬，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结果，把国资委及央企单独切分出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负责。此前，国资委和中移动、发改委、工信部等由第一纪检监察室管。

随后公布的中央纪委2014年纪检监察组织工作重点中，“制定中央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完善提名考察程序”被列入其中。

3月底，中央纪委和国资委专门向央企纪委书记们“吹风”，传达了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关于做好国企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所作的指示。

和去年一样，今年中央巡视组也将深入央企。今年首次实行专项巡视，中粮集团成为巡视对象之一。在前两轮巡视中，巡视组指出中储粮、中国出版集团、三峡集团等都存在不同的贪腐问题。

国资委：

张毅挂帅国资委频推央企反腐新措施

被视为央企“老板”的国资委，也在推行摸索加强央企反腐的新方法。

去年年底，在前中石油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涉嫌违纪被查的3个多月后，国资委副主任张毅接替蒋的位置，以新“掌门人”的身份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公开资料显示，张毅具有丰富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他曾担任过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中央纪委秘书长、中央纪委副书记等职务，有“反腐尖刀”之称。

从近年来查处的国企贪腐案中可以看到，由国资委纪委直接查办的不多，多数是纪检监察机关牵头查处的。有媒体称，国资委纪委在发挥监督作用时有时会遭遇“人难管”的困境。央企高管普遍有行政级别，个别人的级别比国资委纪委书记还高。

蒋洁敏落马后，国资委密集召开了反腐会议，提出要建设反腐防控体系，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推进人财物等重大决策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打造“阳光央企”。今年1月，张毅再次强调，要把惩治腐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央企反腐取得新进展。

本月初，国资委公布了“反腐五年规划”。在《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中，提出国资委和央企各级党委要承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纪委要更好地履行监督责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协调机制。

上周，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向媒体透露了对央企纪检监察体制进行改革的设想：5月1日前，央企纪委书记必须专职反腐，不能分管其他业务；要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试点工作，强化对驻在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要会同国资委干部管理部门，研究制订对中央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办法。

央企：

高管学习反腐讲话纪委书记集体述职

在中央纪委和国资委掀起的反腐浪潮下，央企纷纷作出积极表态。北青报记者从中央纪委官网上看到，4月以来，中国移动、中国核建、中航、中化等多家央企都专题学习了王岐山关于加强国企反腐的讲话精神。

例如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要求各级纪委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上级纪委报告，党组分别与各部门、各成员单位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建立责任层层落实的机制。中石油召开了集团纪委书记述职会议，所属单位148名纪委书记进行了书面述职或现场述职。中国移动则召开了巡视工作座谈会，要加强对所属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巡视监督。

近年来，多名国企央企高管落马。国企纪检监察机构扮演的角色受到各方关注。《廉政瞭望》称，国企内部监督力量并不少，除了纪检监察，还有审计、监事会等。但在国企，纪委的权力常取决于企业的“一把手”，除了提名权，工作经费也得由一把手签字。如遇到国企“一把手”对纪委工作不够重视，纪委就会成为弱势部门。

国企纪委书记不能专职反腐也是普遍现象。在113家央企中，纪委书记或纪检组长身兼数职的情况很常见。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称，有的央企纪委书记分管了别的业务工作，存在越位、错位、不到位的现象。

国资委党委已经明确，5月1日前，必须落实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不分管其他业务的要求，确保专司纪检监察。央企纪检监察机构要突出反腐主业，重点查办发生在兼并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物资采购、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的腐败案件。

背景

央企成反腐重灾区 多名垄断企业高管落马

十八大以来，从能源领域到通信航空业的多名国企央企高管“落马”，他们既有垄断领域企业的，也有来自市场竞争领域企业的。

落马高管不乏“一把手”

在落马的国企高管中，不少是企业的“一把手”。例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来是中石油董事长；上周刚刚宣布被调查的宋林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上个月被中央纪委宣布涉嫌违纪问题的罗争玉、张跃明分别是中版教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世界图书出版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多领域揪出“窝案”

据新华社统计，在中央直属企业中，“老虎”“苍蝇”被拍最多的是中石油系统，其次是中国移动公司和图书出版单位。

去年3月，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陶玉春被查。

随后，中石油副总王永春、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冉新权，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中石油总地质师王道富，中石油四川石化总经理栗东生等多名中石油高管被调查、免职。

中国移动也有多名高管被查。

从去年以来，中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徐龙、中移动天津公司董事长权明富、中移动河北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中移动河北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会副主席丁占武、中移动河北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唐山移动公司总经理张磊等纷纷落马。

垄断领域

央企被查高管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掌舵”。一年多来，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航空等行业均有高管落马。与此同时，各省对垄断行业腐败的查处力度也在增大。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景理，云南锡业集团原董事长雷毅等被调查。

不仅是垄断领域的企业，中铝、中远等市场竞争领域央企也有高管涉嫌贪腐。去年11月，中铝副总李东光、中远集团副总裁徐敏杰等被爆出正在接受调查。

观点

纪委、监察、审计都应参与监管国企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前部长赵晓认为，应该从目前的打击国企贪腐的强力反腐开始，进一步推动整个制度环境的变革和完善。

赵晓撰文称，国企发生腐败来自于与公权力的密切关系。国企大多由中央或地方的国资委出资设立并直接管理，这就为国企寻求权力庇护、享受“特殊”政策待遇以及控制国家金融资源等埋下了“寻租”的预期。

此外，国企垄断性带来腐败。部分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形下，寻租机会必然演变成寻租现实。

缺乏监管是国企多发腐败的另外一个原因。以腐败多发的招标投标领域为例，国企使用公共资金进行招标采购需要依据《招标投标法》，但招投标行为并不受政府采购监管单位财政部的监督。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规范权力行使，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在谈到国企改革时提出，要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赵晓称，国企应实现彻底的政企分离，剥离国有企业的特权身份，使国企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将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引入国有企业内部，完善企业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年终审计制度，实现企业监督和管理的去行政化。

对于监管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认为可以实行动态式监督。张春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监管与被监管之间肯定一直存在博弈，贪腐永远不可能100%杜绝，但可以实行动态流程式监管，纪委、监察、审计都参与到过程中；这三个环节要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本组文/本报记者 刘一

中国网事：你可能不知道的城管权力

近日，微博上一则有关“性贿赂”的报道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与印象中的“高官”配“美女”不同的是，这次故事的主角是一名酒店女老板和一名城管中队副中队长，而事情的起因却是一块户外广告牌，而这场“权色交易”闹剧却引发了网民关于城管管理权力的讨论。

城管管些什么

树立户外广告牌要工商部门审批你可能知道，但城管部门可以随时把它拆掉这你知道吗？乱停车会被交管部门处罚这是常识，但停到人行道上就是城管来罚你了。就算你是政府部门在公共场所摆个摊方便群众咨询，但是没有经过城管同意，呵呵，你懂的。

城管到底管什么，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名曾经担任过市级城管局长的人士表示，目前城管在国家层面没有统一主管部门，体制机制方面也没有全国层面的法律法规，职责权限、机构名称、人员编制等各省甚至同省各地都不一样。

南方某市城市管理局执法监督科科长陈强(化名)向记者介绍，查处城市违法用地、违章建设本是规划、国土部门的职责，从去年开始该市成立了打击“两违”办公室，将城管部门纳入进来，并明确由城管具体实施拆违行动。最近又有讨论，想把国土局的矿产执法、房产局管查处住房用途违规改变、工商局主管的农贸市场管理等工作也转给城管来做。

受访人士表示，有些地方城管部门比较强势，城市管理中的很多方面的问题都被归为城管职责；而有些地方城管部门相对弱小，管理的职责范围就比较小。

但是从一些城市的城管职能中我们可以摸索出部分规律。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网站上公示了该局的职责，囊括了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组织起草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城管综合执法工作进行指导、行使市政府赋予的行政处罚权、负责本市城管队伍建设、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而在上海，城管部门的名称是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其网站上，其部门主要职能被列为14个方面，包括园林绿化、市容卫生、林业和城管执法等。

城管的权力有多大

乍一眼看上去，城管的职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如果细看城管的行政处罚职权目录，你就会大吃一惊。

今年1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其网站上公开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职权目录，从市容卫生、道路占道到垃圾排放，从公共场所、建筑施工工地到人防工程，总计有321个事项，其中涉及到广告牌方面的处罚权限就有13项。像燃气用户使用煤气时倒卧气瓶、设置坟墓埋葬犬只尸体等十分具体的事项城管也有处罚的权力。

处罚的权力有了，但是处罚又该如何进行呢？

对于城管的职权，各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把一些属于其他部门的职权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明确执法主体为城管部门，使得城管部门有了行政强制职权。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其官网上公布了行政强制职权目录，18项内容中包括了查封施工现场，查封、扣押施工工具，扣押非法设摊经营的工具和物品，扣押违反规定悬挂、张贴的宣传品，甚至可以暂扣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强制拆除非法建筑物，拍卖查封、扣押的工具和物品等。

权力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不受监督的权力背后往往存有腐败，近年来涉及城管部门的腐败案件也是屡屡发生。

被网友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管局综合执法局番禺区分局原政委蔡彬，因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75万元，2013年9月被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海口市纪检监察部门在2013年通报了8起违建领域中的腐败案例，在该市掀起的“拆违风暴”中，海口所辖的四个区中3个区的城管局长和城管执法队长因收受贿赂而落马。

2012年底，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白云分局太和镇原执法队队长王宝林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虽然只是一个“芝麻官”，但王宝林在查控和清拆太和镇违法用地与建设的两年内，便收受贿赂417万元、黄金制品500克，并有689万多元财产无法解释来源，其中包庇违建收受贿赂就是其重要的敛财手段。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黄晓燕认为，城管部门问题频发的背后反映出城管工作中存在失察、失管、失纠等问题，应该要建立一套有力的内部督查机制，疏堵结合，压缩执法人员权力寻租空间，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中国网事”记者黄浩铭 向志强 何丰伦)

中央纪委将在河北、浙江、河南、广东、陕西、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海关总署推行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17日在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称，需要重点把握好线索处置和查办案件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上级纪委对线索处置、案件查办切实加强监督指导等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到了三个方向：推动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实现巡视和派驻“全覆盖”；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纪检双重领导体制是指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工作。过去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只是业务上的领导，而纪委的人、财、物领导都在同级党委手里，容易出现“同级监督软”的局面。强调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强化了纪委办案的相对独立性。

会上，试点单位河北、浙江、河南、广东、陕西省纪委，国务院国资委纪委，驻商务部、海关总署纪检组负责人和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试点准备工作进行了交流。张军要求，试点单位要尽快启动试点工作，中央纪委联系试点单位的纪检监察室要履行好监督、指导职责。

违反八项规定 全国4万余人被处理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3.3万余起，处理4.2万余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万余人。

中央纪委在去年8月建立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月报制度，要求31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每月报送有关数据。根据昨天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3200多起，处理4500余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00多人。

从发现的问题上看，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查处的3万多起问题中，违反工作纪律的问题最突出，有1万余件，占总数的31%。违规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也比较普遍，分别有7500余起和1800余起。

从被处理干部的级别上来看，乡科级的最多，40405人被处理，占到总人数的94%。县处级有2097人，地厅级有163人，省部级有1人。

最新案例

中央外宣办五局副局长高剑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调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高剑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记者 刘一)

昨天，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高剑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公开资料显示，高剑云曾负责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多年。

记者网上搜索发现，从2006年开始，高剑云以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处长的身份出现，并曾前往江西网网站调研、参与首届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与青少年健康成长高峰论坛等数个活动。

在2008年10月下旬举办的全国知名网站论坛上，高剑云曾重点阐述了互联网的发展，他在讲话中称：“现在每天我们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向中央汇报有关情况，所以论坛在反映社情民意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网站论坛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些网站疏于管理，以致现在网络成为有害信息的集散地。”

他同时称，要办好论坛，要促进网络论坛的积极健康的发展，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高品位、高格调，遵守法律法规，要增强自律意识，不为违法信息提供传播空间。依法办网，这样论坛才有生命力。

在2011年1月举办的2010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上，高剑云作为受邀嘉宾出现，嘉宾名单显示其当时仍为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处长。不过，当年8月25日，高剑云出席“联合城视，网聚中国”——CUTV开播暨战略联盟成立大会时，其身份已成为国新办网络新闻宣传局副局长。

可搜索到的信息显示，高剑云最后一次参加大型公开活动，是在今年2月份，当时他参加了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和中国网络电视台承办的“为网络正能量点赞”——《对话》特别节目录制，共同为网络正能量点赞。(记者陈荞)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署名文章《从“零容忍”看当前“打虎”之新气象》，文章称，当前反腐倡廉呈现出了“中央高度重视”、“百姓高度关注”、“贪官高度紧张”之“三高”态势，治理腐败需要“零容忍”。

惩腐不力必滋长腐败

文章指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显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这一方面是基于对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回应了老百姓对于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诉求。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集中体现了中央领导政治智慧，以及治理腐败的科学态度。历史上某些朝代“严刑酷法”并未达到廉洁效果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当下放松打击腐败的借口。惩腐力度大，并不一定导致廉洁；但惩腐力度小，一定滋长腐败。以大力度的惩腐，换来官员对法纪的敬畏，进而提升预防的效果，这才是“止血优先”策略的真正意图。

不存在“选择性反腐”

文章指出，治理腐败做到了虎蝇齐打。从十八大以后至2014年3月22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多达25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央委员。这种查处力度，不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牵连之广均前所未有。十八大之后，更加注重拓宽惩治腐败的领域，努力做到零容忍、全覆盖。不仅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受到更加严厉的惩治，军队的腐败也受到中央的重视，国有企业、高校等部门的腐败问题也频频曝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覆盖”就是“零容忍”。因此，“选择性反腐”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网络监督成重要渠道

文章强调，十八大以后，中央更加注重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作用，除了整合优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外，还积极推动网络曝光腐败线索的回应和查处速度。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网上曝光后，63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一纸承诺书，在12小时后被迅速立案调查。网络监督的公信力在官方回应速度的提升中得以迅速提升。可以说，网络是当前实现腐败“零容忍”的不可忽略的有效渠道。

文章还特别举例说，2014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了简短通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当天的《江西日报》仍在第二版发表了姚木根的署名文章。这种“自摆乌龙”的奇怪现象，让广大民众看到了当前反腐败的一个新特点：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党委委员强卫东日前透露，央企腐败案呈上升趋势，将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机构的试点。此外，央企纪委书记从5月1日起不能分管其他业务，要专职“反腐”。

央企成反腐“重灾区”

强卫东在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时表示，当前央企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亟待解决，信访举报、查办案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央企系统中至少有十余名高管落马，被称为反腐“重灾区”。据新华社统计，在中央直属企业中，“老虎”“苍蝇”被拍最多的是中石油系统(5人)，其次是中国移动公司(3人)和图书出版单位(3人)。

去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中都深入了央企，指出存在的问题。例如巡视组称中储粮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称中国出版集团有领导人员存违规违纪问题，称三峡集团有的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

推派驻试点强化对“一把手”监督

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多次强调要全面落实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也就是实现派驻的“全覆盖”。

强卫东透露，央企纪检监察体制也要进行改革，要探索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试点工作，强化对驻在企业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要会同国资委干部管理部门，研究制订对中央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办法。

央企纪委书记必须专职

面对腐败案高发，央企纪检监察机构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媒体注意到，在113家央企中，纪委书记或纪检组长身兼数职的情况很普遍。强卫东坦言，有的央企纪委书记分管了别的业务工作，存在越位、错位、不到位的现象。

“国资委党委已经明确，5月1日前，必须落实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不分管其他业务的要求，确保专司纪检监察。”强卫东说，央企纪检监察机构要突出反腐主业，重点查办发生在兼并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物资采购、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的腐败案件。

文/本报记者 刘一

中新网北京4月16日电 题：地方反腐急行军 今年来约300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

记者 马学玲

与中央反腐持续高压推进同步，今年以来，地方反腐全面提速。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三个多月以来，已有约300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舆论称，在中央和地方的密切配合下，反腐“无死角”的局面业已形成，将产生新的震慑。专家认为，鉴于当前国内形势，中共高压反腐态势料将持续。

地方反腐提速 今年来约300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被查

15日，云南省纪委集中披露三名厅级官员被查的消息：云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杨光成、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钱磊、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张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不久前的4月1日，湖北省纪委也是在一天之内集中公布了三名厅级官员被查的消息。此前2月份，广东省纪委更是曾一次性公布对12名厅级领导干部查处的消息。

今年以来，多省份纪委由审慎观望变为主动出击，地方反腐全面提速。中新网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短短三个多月以来，全国至少已有26个省份发布了官员落马的信息，其中湖北等地通报落马官员数超过30个。

与此同时，中央反腐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本月12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被查的消息获以公布。这是今年以来被调查的第六位省部级高官。在此之前，冀文林、祝作利、金道铭、沈培平、姚木根等一批“老虎”相继落网。

中新网记者在查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及各省份纪委网站后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已有约300名县处级以上官员相继被查，既涵盖省部级“老虎”，又包括地厅、县处级“苍蝇”，可谓严丝合缝。

“今年年初，外界曾有声音担忧中国反腐或将受阻。但从目前来看，中共反腐力度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用实际行动说明反腐高压态势不会改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中新网记者谈道。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指出，尽管中央和地方没有明确的绝对的查办案件的权力界限，但从目前的成效看，中央和地方密切配合，反腐“无死角”的局面已经形成。在他看来，这种态势料将形成新的震慑。

纪检系统频频“自我开刀” 窝案串案余波震荡

记者注意到，纪检系统频向自己开刀，成为今年反腐的一大特征。今年落马的首位正部级官员申维辰，就是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其实，申维辰不是近来第一个被查的纪委系统高官。在他之前，还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这位履新36天即被拉下马的省部级高官，“空降”山西之前曾在中纪委系统工作13年之久。另外，他还是中共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

从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来看，去年落马的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也属此类。区别在于，申维辰是在任的中央纪委委员，也是十八大以来被查的纪委系统级别最高的在任官员。

今年以来，除“老虎”之外，纪检部门还注重清除系统内的“苍蝇”，譬如，福建省烟草公司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孙佳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纪检组原组长罗卫国等。

查处“灯下黑”，剑指“内部人”，中共纪检系统自我开刀赢得肯定。舆论指出，只有先查“内鬼”，才能再整纲纪。“纪委的人”被查，表明中央的反腐意志，即便是“中纪委委员”也不是腐败官员的“护身符”。

此外，港媒以申维辰、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赵苗、中石油对外合作总经理阎存章为例认为，三高官均是前几日仍公开露面，随即突然被带走，可见新一轮的反腐，已具备隐蔽性和突然性的特点。

与此同时，一些案件出现窝案串案，成为今年反腐的又一大特征。有媒体统计，截至今年4月，至少有45人涉中石油案“倒下”。

“无论是中石油系统，还是四川、茂名、太原等，一些案件确实显现出窝案串案的特征。涉案官员持续落马，体现出中央对腐败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的态度。”汪玉凯说。

他同时注意到，今年来，在查处腐败窝案的同时，中共并没有放松对腐败个案的查处力度，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全面出击的反腐特征更为鲜明。

中共反腐不留死角 高压态势料将持续

正如汪玉凯所言，今年反腐的力度、广度确实超出各界预期。记者注意到，在今年被查的约300名官员中，既有身份显赫的省部级高官，也有普普通通的县处级官员。

中共反腐的广度还体现在被查官员所在单位的多样化方面。今年以来，除政府部门和国企等传统事发单位之外，中共反腐之手频频伸向高校等部门，包括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等多人被查。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看来，由于地方纪委的集中发力，今年中共反腐更加呈现出全方位一体化的特点。

他告诉中新网记者，之所以能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揪出300名官员，这与中共同腐败作斗争的政治动员不无关联。

“刚开始的时候，基本只是中央层面力推，但走到今天，整个纪检系统乃至全社会都已切实感到中共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所以，正是这种动员，使得各种线索、举报增多。”王锡锌说。

在他看来，反腐败的政治动员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不再是纪检部门孤军作战，而是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和支持，“目前的反腐，已成为党、政府和社会与腐败作斗争的立体化、全方位的战斗。”

王锡锌进一步认为，今年来反腐之所以成效显著，与中共制定的策略也密切相关。其中，巡视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去年，中央20个巡视组开展两轮巡视工作，共巡视11个省份、9个单位。有媒体统计显示，截至今年4月初，有13个被巡视地的82人被查处，其中9人为省部级官员。目前，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正在展开，届时将交出怎样的“成绩单”，引发期待。

汪玉凯对此指出，今年将完成对20个省区市的巡视，以巡视作为反腐抓手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接下来的反腐将以何力度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给出明确答复，要“坚决查处那些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形成有力震慑，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多名受访专家亦表示，鉴于当下国内形势，2014年中共反腐高压势头将继续保持，地方纪委料将发挥更大作用。(完)

连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通报多起领导干部违纪案例，中央“打虎拍蝇”依然维持高强度。然而，十八大以来，到底有多少“老虎”“苍蝇”被拍到？这些“老虎”“苍蝇”分布在哪些地域、领域？是何身份、有何共性？

中央反腐一直注重公开透明。上述问题，都可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找到答案。记者日前将该网站设置的“案件查处”栏目内容进行了大数据整理分析，通过对该栏目通报的所有案件信息(2012年12月6日至2014年4月11日)进行逐条整理，剔除干扰数据(选择各渠道首次公开的某领导干部被查处信息，跟进通报的查处信息仅统计首次)，让读者对这些“老虎”“苍蝇”有更具象的认识。

□反腐力度

平均每周4名官员落马

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至2014年4月11日，一共492天，共有285名领导干部在此期间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平均每周4名。

最突出的是2014年3月27日，这一天共通报12人，创下了目前为止单日通报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海南省在这一天通报了9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被查。

492天里，中央巡视组完成了两轮巡视(2013年5月17日到2014年4月1日)。这段时间内，各地领导干部被查的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共有252人被查，平均每周超过5人。

如果将时间跨度缩小，会发现中央“打虎拍蝇”的力度出现更为明显的两轮攀升趋势。

在2013年前7个月(2012年12月至2013年6月)仅有5人通过“案件查处”栏目被首次通报。而在2013年7月至2013年10月间，每月通报人数逐月递增，4个月一共通报了64人，平均每月通报16人。

□地域分布

打“老虎”琼川粤排前三

截至4月11日，全国已经有29个省市区的相关领导干部被中央纪委监察部“案件查处”栏目公开通报。

在中央直属企业中，“老虎”“苍蝇”被拍最多的是中石油系统(5人)，其次是中国移动公司(3人)和图书出版单位(3人)。中央部委和直属事业单位被通报的领导干部平均分散在6个单位。

在地方各省市自治区中，海南以24人被通报位列第一，四川23人列第二、广东22人列第三。此外，通报人数在15人及以上的还有湖北、湖南、新疆。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老虎”“苍蝇”更为详细的分布：

海南被查官员数量不少，但除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外，约三分之二为县处级干部，有8人来自海洋渔业相关部门。

“老虎”被拍较多的是四川，包括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其被查领导干部中，超过八成被通报人员为厅局级干部。

湖北被拍的“老虎”也不少，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先后被查，被查官员中超过一半为厅局级干部。

广东被通报22人中，7人来自人大、政协系统。

□官员级别

“厅局级贪腐”高发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相关公开信息，此阶段通报的违法违纪领导干部有超过20人为省部级领导干部。而人数最多的为厅局级领导干部，近200人，约占三分之二。而科级及以下干部人数为个位数。有少数被通报人员行政级别不清晰。

根据公开资料，所有被通报人员有184人属于党委政府部门，约占三分之二，属于绝对大多数。其次则是国有企业，有29人被查。

值得注意的是，事业单位被查人员有27人，其中属于高校的有18人，多为职业技术类高校。高校腐败现象值得警惕。

□年龄构成

“50后60后”为高发人群

通过通报信息和相关公开资料，本阶段通报的285名领导干部中有99人没有公开的年龄信息。对有公开年龄信息的被通报人员进行年龄区分，可以明显看到“50后”为腐败高发人群，约占52.7%；其次是“60后”，约占44.1%。这与当前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所处的年龄段基本相符。

一个细节是：最年长的被通报人员是65岁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而最年轻的被通报人员是40岁的董乃军，时任重庆永州区委原常委(厅局级)。

另一个细节是：所有被通报人员中有7名女性，均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她们中3人为“50后”、3人为“60后”、1人为“70后”。

□贪腐形式

“受贿”成第一贪腐形式

被通报查处的领导干部中，220人未对被查原因作出说明，多数尚处于“正在接受组织调查”阶段。

对已公布查处原因的65起案例中，不少案例同时被通报存在多种违法违纪行为。其中，“受贿”有超过七成案例提及，被提及次数最多，成为第一贪腐形式。

因为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也非常多，超过一半案例提及。

此外，有7起案例中被查处人员存在道德败坏和生活腐化原因。在网络反腐和民众监督越来越多的趋势下，领导干部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查处的情形或许会出现上升趋势。

本版据新华社

　　中央纪委机构改革示意图。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今年3月，中央编办批复了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纪委的机构改革是如何进行的？改革有何特点？4月15日，中央纪委常委、中央编办主任张纪南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详解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的机构改革。

反腐形势严峻是改革的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对内设机构进行了两次调整改革，整合综合室局、加强纪检监察业务室局、新设了内部监督机构，明确机构职责，创新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应该说中央纪委对内设机构进行的调整改革是推进纪检监察机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步。”张纪南表示，这明确了机构职责，创新了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也是落实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部署的具体措施。

张纪南还分析了中央纪委对内设机构调整改革的三方面原因。

“目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张纪南说，纪检监察机关迫切需要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通过深化机构改革，把更多力量调配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主业上来。其次，两次改革都是紧紧围绕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进一步明确职能定位，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再次，也是通过改革，整合、新建相关厅室，在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审查、查办案件等方面强化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提高效能。

聚焦主业，增加机构，不增编制

经过两次改革，中央纪委共增加了4个纪检监察室，直接从事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的人员增加了100多名，纪检监察职能得到强化。“但中央纪委不是通过增加机构、编制数量来完成的。”张纪南分析了中央纪委两次机构改革的4个突出特点。

“转变职能，聚焦主业是一大特点。”张纪南表示，改革后，中央纪委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12个，执纪监督相关部门数量和人员力量进一步加强，分别占到内设机构总数和人员编制总数的近70%。可以说，中央纪委更加聚焦纪检监察这一主业。

“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两次改革后，保持了内设机构总数、行政编制总数和领导职数总数‘三不增’。”张纪南说，纪检监察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通过内部挖潜进行的，最大限度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现有编制效能。

转变方式、全面履职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张纪南指出，中央纪委这次不仅增设了4个纪检监察室，而且对纪检监察室的职责进行了充实调整。在干部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组织部，在宣传教育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宣传部，有利于其全面履职。

针对新设立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张纪南说：“正人先正己，用铁的纪律来打造过硬的队伍。”这次改革的第四个特点就是严格管理，完善机制。中央纪委通过加强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形成了监督管理的闭合系统，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中央纪委也更加注重自身的监督，严格管理。

是机构编制管理的一次创新

“中央纪委两次改革都是‘因职设岗，因责配编’，提高组织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在不增加机构编制的前提下，盘活机构编制的现有存量，充分发挥现有编制的效能，这就是机构编制管理的一种创新。”张纪南分析说。

张纪南表示，机构改革应紧密联系实际，贯彻中央精神。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突出，中央纪委就突出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铁面执纪和监督问责。在思路上，明晰工作职责，科学设置内设的机构，减少职能的交叉，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在方法上，整合职责相近的部门，增设纪检监察室和内部监督机构，优化了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体现了向改革要编制、向管理要编制、向流程优化要编制、向提高效能要编制，为各地各部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记者江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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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纪委

内设机构进行改革调整

机构总数和行政编制总数均保持不变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王昊男)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纪委获悉：经报请中央纪委组织部同意，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北京市编办批准，北京市纪委机关、监察局内设机构进行了改革调整。据了解，在这次改革中，北京市纪委机关、监察局内设机构总数和行政编制总数均保持不变。

据悉，这次改革参照了中纪委改革的方案。

整合6个内设机构：将办公厅、监察综合室整合为办公厅；将党风政风监督室(北京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整合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北京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北京市行政投诉中心和信访室合署办公，信访室不再加挂北京市人民政府举报中心牌子。

增设4个内设机构：增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增设第七、第八、第九纪检监察室，组成9个纪检监察室，第一至第四纪检监察室联系市级单位，第五至第九纪检监察室联系区县。

重新组建2个内设机构：在干部室基础上组建组织部；在宣传教育室基础上组建宣传部。

更名3个内设机构：案件管理室更名为案件监督管理室；政策法规室更名为法规室；市委巡视工作办公室更名为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撤销1个内设机构：撤销预防腐败三室。

专家点评

四大亮点 功在垂范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内设机构进行的两次调整改革，备受关注。其最大的亮点有四：

一是正人先正己，率先垂范。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历次机构改革，都没有彻底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主要源于《编制法》的缺位，使得中央机关的编制难以控制。此次中纪委改革着眼于盘活机构编制存量，优化人员结构配备，保持了内设机构、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三不增”的目标，为机构改革树立了典范。

二是步子大且稳，切中要害。围绕中心工作进行改革，是此次中纪委机构改革最为明显的特征，反映出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下，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把优势力量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上来。

三是增事不增编，增效不增人。围绕中纪委监察部职能的转变，有些工作得到强化，如按行业、区域进行巡视等，但并未限入增事增编的窠臼。同时，十八大以来不到两年所取得的反腐成就，也反映出中经委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却并非通过增加人员编制实现。

四是主辅配比合理，层次清晰。进一步聚焦反腐中心任务，使核心工作、中心工作与辅助工作保持合理的比例，一改“业务部门三五个，辅助机构一大堆”的被动局面，客观上起到了推进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改革一定要避免跌入通过向下级“借调”人员，“曲线增人增编”的泥淖。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解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