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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度帐篷纵火案有了初步结果。包括村委会主任、工地承建商在内的7名嫌犯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尽管许多细节诸如纵火的原因、征地的程序、补偿款的到位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一死三伤的惨痛现实,足以令人深思。

回看这起事件中的许多元素,让人似曾相识。一方面是农民坚称土地征收过程中有明显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一方面是基层政府不断重申征地的合法性和程序的正当性;一方面是涉事农民情绪激愤要死守土地;一方面是开发商心急火燎想强行突进。最终,问题闹大、矛盾激化,甚至像平度事件这样,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这样的结果,在强调以人为本、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出现的。

征地问题、补偿问题为什么常常成为“火药桶”?基层的现实较为复杂。征地拆迁过程中,不能说所有的补偿诉求都合理合法,也不能说没有个别当事人漫天要价的情况存在,但许多时候,在土地纠纷等各类冲突中,一些基层政府没能尽力维护群众利益,是其中的关键。换句话说,往往是因为程序存在瑕疵、或是群众利益受损,才会在征地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矛盾,成为事件升级的“导火索”。

应当承认,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土地作为资源要素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导致围绕土地的矛盾之争日益复杂。与此同时,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发展要求压力山大,基层干部的工作殊为不易,但无论问题如何复杂、任务如何繁重,都不能忘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不顾群众的“权”与“利”。如果漠视群众诉求,公开环节走过场,决策环节变黑箱,甚至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能够保证?

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这些年来,中央一直这样强调。从政府文件到法律法规,都要求征地的决定与程序必须具有合法性,征地过程中必须落实信息公开的要求,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然而,在一些土地征收纠纷中,基层在维群众之权方面未能尽到应有责任,甚至存在官商勾结的“强征利益链”。群众的维权之路又比较艰难——就像此次平度村民,就土地征收的合法性问题多次反映,并用搬进帐篷这样的极端方式表达诉求,如果当地能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何至于小事拖大、矛盾升级,伤及村民生命?

“权利”是征地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彻底解决征地纠纷,也应从保障权利上突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些要求的指向十分明确,征地拆迁需要“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受益。这应是各级政府在处理土地征收拆迁中必须牢记的底线思维。这样的改革全面推开、完全落地,必能大大减少土地征收纠纷,避免极端冲突。

平度事件的处理,不能只是对纵火者绳之以法,更应直面案件背后的土地问题。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对责任各方彻底问责追究,举一反三,深层施治,类似的土地风波才不会重演。

杭州市政府25日宣布,3月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而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辙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热传网络,引发政府消息被泄质疑。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表示,“会追查消息泄露原因”(3月26日中新网)。

关于限牌的政府“新闻通稿”,在正式发布之前便遭到“泄露”,这当然会令当地政府很窝火、很尴尬、很被动。因为不仅令原本政府预期的“突袭”效果大打折扣,也加剧了此前有关限牌信息的混乱程度,既让当地大多数不知情的市民感到无所适从,同时也让少数提前获得限牌信息者可以趁机渔利。据悉,25日晚在杭州某4S店,一男子买了70辆面包车……

不过,当地政府如果因此便要“追查消息泄露原因”,在笔者看来,显然又并不靠谱。道理很简单,“政府信息泄露”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该信息确属不得提前公开的政府信息或“国家秘密”,而“机动车限牌”无疑明显并不属于这样的政府信息。如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机关、单位不得将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更明确规定,“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不得发布施行”。

这也就是说,诸如“机动车限牌”这样“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决策,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权利提前保密、擅自定为秘密,而且有义务提前主动公开、“公开征求意见”,否则,不仅不及时公开政府信息的做法涉嫌违法,甚至相关政府决策本身的正当合法性,也会显得十分可疑。

因此,面对“限牌信息泄露”,笔者以为,当地政府与其忙着“追查泄露原因”,还不如从“信息公开”角度,检讨反省“突击”式政府信息发布的合理合法性。如所谓“太过敏感”,能否成为一个不及时公开政府信息的合理合法理由?如果“敏感”是因为“涉及公民切实利益”,这岂不恰恰正是一个必须及时公开、提前“征求意见”的理由?

3月25日19点,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结果是政府损了声望,百姓瘪了钱袋。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双输”反应,教训深刻。

限牌限行,关系到治堵、治雾霾,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可是,“限牌”消息发布之前,市场上已经传闻四起,市民纷纷抢购。而政府部门则莫测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认,给大家留下反复“辟谣”的印象。4S店似乎早就知情,百姓成为完全被动等待的那一群。决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说不会“限牌”,结果突然推出,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据称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威信息发布权交给了4S店。一些4S店群发短信,言之凿凿,呼吁“速来购车,通宵营业”。普通百姓四处打探,一片惊惶。短短几天,有销售商完成了平时不可想象的巨量销售额,在政策风声中赚得盆满钵溢。而消费者甚至慌乱到对买什么车还一头雾水就匆匆下单。

杭州近年来推行开放式决策、民主促民生,的确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在此次“限牌”中为何没有经得起考验?可见这些先进理念并没有真正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心中扎下根来。新闻发布会后,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长解释说,摇中比例约1∶4.7,就算竞价估计也会在一万三四千元。有网民评论:看了解释,发现抢购完全没必要。为何事前要对公众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关部门习惯了“密室政治”,对与公众紧密互动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心中无数,没有信心。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全面深化改革难免要啃硬骨头、过险滩,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此前杭州有关部门多次传递出不会限牌的信息,最终又自己翻盘,其实质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难怪被网民讥为“不诚信”。这种对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会给今后推进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难?有关方面应当深入反思,并尽快采取行动。

杭州市26日零时开始对汽车实行限牌措施,它成为中国第七个这样做的城市。限车牌的消息总能刺激杭州车市,高度敏感,之前市政府几次否认,与消费者就像“猫捉老鼠”一样。直到25日晚市政府最终确认限牌,结果杭州车市彻夜火爆,几乎所有现车销售一空。

汽车销售市场竟像股市一样,能被一个信息推向癫狂,这大概只在中国才会发生。中国从一个自行车王国转瞬变成汽车王国,也像个梦一样,只是很多人争议这究竟是好梦,还是噩梦。

中国的汽车如果像美国那样发展,保有量早晚要破七八亿辆,而目前是1亿多,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汽车在大街上跑着的比例要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在超大城市扎堆。欧美城市周末的街道很多是空的,中国大城市周末里像平日一样拥堵,甚至更堵。

限制汽车上路是中国大城市必须做的事,不那么做它们都将瘫痪。关键是如何限。限车牌是方法之一,而且被一些人称为是“行政成本最低”的“懒政”方式。其他的选择还有很多,比如车可以随便买,但在市中心道路行驶要交拥堵费,并把停车费提得让普遍人感觉像被割肉等等。

有些人认为后面的方法“更市场化”,也更公平。其实未必。后一种做法等于把市中心的道路拱手让给了富人,还有公车,而算计开车成本的老百姓只能去郊区“兜风”了。

既然“限”,就有潜在的不公平,无论被哪种排序限掉的人,都是自由驾驶权利的受损。中国大城市一致首选限车牌,这是源于现实主义的考虑。

尽可能不刺激现有拥车的庞大群体,而是提高新拥车者的门槛,这对各大城市都是易推行、麻烦少的选择。像北京,已有500多万汽车,至少关系上千万市民的利益。让他们交额外的市中心道路拥堵费,很可能会立刻“炸锅”。北京曾提出这一政策建议,遭到舆论的群起攻之。而限车牌,公众的反弹要小很多,它也的确较顺利地得以实施。

中国7个大城市先后限车牌,没有一地出现大的波折。而如果换成对现有车辆的额外收费,情况大概就截然不同了。

限车牌有很多“理”上的漏洞,但却能实施得动,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其他方式可能听上去更合理,但推行它们却意味着利益调整的大动干戈,因此很多城市都没敢尝试去做。

然而我们认为,一些尝试还是有必要的。中国的城市普遍太大,人口高度密集,建设一流的公共交通很重要,但非一日之功。未来对机动车的限制措施有必要多样化,或者在局部搞多管齐下。比如北京市已有限车牌和按尾号限行两项措施,如果问题仍很严重,新的限制性措施就可能成为被迫选择。

很多人羡慕东京等发达大城市的交通文明,汽车保有量那么多,但拥堵却不严重。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然而事情要比这个结论复杂得多。

中国是因为人多而资源被摊得很薄的国家,很多事情都面临“限”的困境。它们没有一个是让所有中国人都开心的事情,但中国社会需要对“限”拥有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解。这是走向现代化对我们的基础性期待。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杭州限牌,言之凿凿之时,即是政府信用担保之时。辟谣时说“请别相信”,谣言成真后让公众“请别相信”的会是什么?

多次辟谣后,杭州市突然在25日19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大批市民一面在“限牌倒计时”期限内抢购车辆,一面质疑如此做法有损政府部门公信力。

无论从公共政策应遵循的程序还是实际效果看,质疑之声都有道理。限牌政策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理应经过与市民充分讨论的程序才可实施。即使出于治理城市交通的急迫需要,担心漫长的、难以取得共识的讨论会迟滞治堵进程,也理应让市民享有知情权,将限牌作为可能的政策选项公之于众。

或许是出于担心市民们抢购车辆囤积车牌的考量,因此杭州市治堵办在限牌之前讳莫如深。但事实上,不透明的决策过程比透明的决策过程更易引发市场骚动。限牌生效前新闻通稿的曝光和4S店的人山人海,既强化了“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消解了政策发布应有的权威性,也将限牌演绎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促销活动。这表明,由政府部门单方全程主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一定就能保证秩序的稳定。相反,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生成寻租空间。

尤为令许多网友不解的是,在宣布限牌前不久,有关部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辟谣,表示杭州不具备限牌条件。在现有的决策机制下,公共政策尚不习惯于与公众沟通或还可以理解,希望决策效率高亦可理解,但何以要采取逆导向的方式误导公众?言之凿凿之时,即是政府信用担保之时。辟谣时说“请别相信”,谣言成真后让公众“请别相信”的会是什么?

轻易抵押政府信用而不顾忌由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如果不是决策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就是过于相信政府部门权力的力量,而不担心信用问题。由此透射出来的,是管理社会而非服务社会的惯性思维。

如果公众习惯了无所适从,社会就可能变得无所适从。这正是需要强调程序正义,强调政府保持公信力的原因所在。尽管杭州限牌之前,已有五个城市先行,但限牌措施毕竟属于试行。作为强力的行政手段,限牌固然可能在一个阶段内起到治堵作用,但长期来看,治理拥堵需要城市规划的优化、区域职能的清晰等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政策组合包升级才能实现。此外还需看到,杭州空降式限牌所产生的效应是有可能溢出的。假如其他城市准备实施类似政策,人们是否还能相信?

一个不够缜密的决策过程,就可能反复削弱公信力,这是杭州空降式限牌最令人担心之处。避免这种情况并不难,决策时别隐藏别误导。透明,是政策推行最经济的方式。

破解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仅靠“限购”难以奏效,还需跳出“路少了修路,车多了限购”的思维定式,以更加系统而科学的视野,谋划城市的发展

继京津沪和广州等地实行了小汽车的限购政策之后,25日19时,杭州宣布,从3月26日零时起,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这意味着,今后杭州市民将通过摇号和竞价两种方式获得购车指标。

尽管这种先前多次辟谣、而又“突袭式”发布政策的做法,引起不小争议,但其折射的城市发展问题却是确定的。如今,交通拥堵,已经成为不断蔓延的城市病,且“病情”越来越重。“堵在路上”让人“活受罪”,进不得、退不得的趴窝,蜗牛式的蠕动,无头苍蝇式的找不到地方停车,相信不少有车族都有体验。

总体看,我国正在“汽车社会”路上加速前进。曾几何时,小轿车对中国百姓而言,是遥不可及的超级奢侈品,别说可望而不可即,连“望”的想法也不敢有。然而,就这20多年的时间,私家小汽车在城市里已经相当普及。这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一个鲜活例证。汽车的消费与生产,相互促进,使中国迅速成为汽车生产和消费的大国。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发展像燃烧,烧掉资源、产生GDP,但也带来污染”。此话不准确,倒也道出一个事实: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真的不少。其实消费也是“资源燃烧”的过程。就个人消费而言,钱虽然是自己的,资源却是公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消费都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公民,对社会都负有一份责任。

有车而不滥用车,是一种负责任的体现。丹麦是一个发达国家,私家车早已普及,但是,据长期在那里生活的朋友说,他的房东凡出行低于10公里路程的,从来不开私家汽车。如果说,“限购”是一种硬约束的话,那么,“让少开车成为一种时尚”则是一种“软自觉”。有句话说得好,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既需要法律的外在规范,又离不开道德的内生动力。

有人说,也想少开车、也想绿色出行,但是,看看上下班高峰时的地铁和公交,那不是另一种“活受罪”是什么?这也是实情。由此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如何发展舒适快捷的公交,让人们的低碳出行有更坚实的支撑?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治理课题。不管怎么说,破解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仅靠“限购”难以奏效,还需跳出“路少了修路,车多了限购”的思维定式,以更加系统而科学的视野,谋划城市的发展。

  CFP供图

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结果是政府损了声望,百姓瘪了钱袋。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双输”反应,教训深刻。

限牌限行,关系到治堵、治雾霾,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可叹的是,“限牌”消息发布之前,市场上已经传闻四起,市民纷纷抢购。而政府部门则“故作矜持”,莫测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认,给大家反复“辟谣”的印象。4S店却是看起来早就知情,百姓成为最不知情、完全被动等待的那一群。决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说不会“限牌”,结果突然推出“限牌”,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据称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威信息发布权交给4S店。短短几天中,有销售商完成了平时不可想象的巨量销售额,在政策的风声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消费者甚至慌乱到对买的车还一头雾水就匆匆下单。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事前要对公众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关部门习惯了“密室政治”,对在与公众紧密互动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心中无数,没有信心。

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此前杭州有关部门多次传递出不会限牌的信息,最终又自己翻盘,其实质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难怪被网民讥为“不诚信”。这种对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会给今后推进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难?应当如何设法加以补救和挽回?有关方面应当深入反思,并尽快采取行动。

(新华社记者 方益波、魏董华)

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这一“突然袭击”让当地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此前,已有限牌传闻出现,甚至有“新闻通稿”在网上流传,杭州车市几度升温,但杭州市治堵办对于限牌多次辟谣,并认为“这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如今,传闻、“通稿”都已坐实,当地政府似乎强作镇静,声称要严查消息如何从内部走漏。这种态度,比突袭本身更让当地人愤怒。

去年12月,天津市在限牌前5个小时才发布消息,令消费者措手不及。2012年,广州宣布限牌,也是搞的“突然袭击”,似乎成为一种示范。有这些现成经验参照,杭州“突袭”限牌,或者其他城市照做,都不叫人奇怪了。如果不是走漏了消息,让“新闻通稿”疯传,逼得当地政府煞有介事地辟谣、追查,限牌突袭可能都已习以为常,甚至成为沿袭的“惯例”。

限牌这类重大决策,容易引起社会“非理性情绪”,容易激起舆论反弹,政策往往面临较大冲击,政策突袭、不留回旋余地,是看似果断的选择。但前脚辟谣,后脚出台,几乎毫无掩饰的成为欺骗。尽管很多时候,一些所谓的决策公开经不起质疑,程序合理性有太多问题,好在还有基本形式。形式上的公开变成突袭,乃至说谎,这不得不引人警惕。

曾见一些政策周旋方式,好在有过“放风”,有试探民意的做法,顾忌到舆论感受,要避免硬碰硬。现在政策突袭演变为舆论感受全然不顾,对一个即将施行的政策且直接以辟谣的方式否定,更无异于说谎。这种辟谣的逻辑是,没有以正规渠道、权威形式发布的信息,可以直接否认,而不管它是否真实,是否牵系重大公共利益。甚至,此前的传闻已经证实,“新闻通稿”提供的政策施行日期无比准确,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对如何走漏消息予以追查,缘何要如此避重就轻?

所谓政府形象、公信折损,这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已经不足为惧了。人们大概不会具体惦记广州、天津或者杭州政府声誉如何,看看那些批评的声音,大多是单纯指责的杭州政府吗?政府公信、形象抽象而笼统,正因如此,也没有哪一级政府直接承担失信的代价,而所有的代价在慢慢累积中,承受者、兜底者是整个国家权力系统。也就是说,一些地方政府以透支国家权力信用的方式,缓解地方治理之急。惟其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说谎变得有底气。

当前地方治理中,城市化、现代化时期的问题到了井喷期,这对地方治理者提出巨大考验,同时带来重大问题:决策合法性成为不必要的包袱,从偷偷卸掉,到直接丢弃。很多重大治理问题原本需要一个社会消化的过程,所以需要决策公开;但治理者更多想要的是当期解决,在任内解决,立竿见影,至少要有与问题重大性相匹配的“大动作”马上拿出来,显示作为,决策突袭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行政魄力,譬如追查消息如何走漏可能不是掩饰,而是当然要表现出来的决绝姿态。

假如政府决策与公众舆论从互动变成周旋,从周旋变成打擦边球、捉迷藏、兜圈子,直至变成突然袭击,最终连表面文章都不做,说谎都可以接受,这就成了一个蜕变的过程,非常值得警惕。

对政府部门朝令夕改、“辟谣”变成“谣言”,需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增设公益诉讼,允许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政府失信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让有关单位和人员为政府失信承担法律责任,推动政府部门严格依法行政,严守对公民和社会的行政承诺。

杭州市政府3月25日19时宣布,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对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须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辙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疯传网络。杭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将追查消息泄露原因,称保密是因为限牌太过敏感,总结其他已推“限”城市经验,选择“突然袭击”方式更为保险。(相关报道见B2版)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几个城市实行机动车限牌的情况表明,在正式实施之前,有关限牌的政策信息的确十分敏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按理说,机动车限牌涉及众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有关政策信息政府应当主动公开。《条例》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如果预判提前公布限牌时间可能引发抢购风波,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较大混乱,那么,政府有理由将限牌政策信息确定为“国家秘密”,按规定不予公开。杭州市政府在政策实施前5小时正式发布政策信息,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其初衷无可厚非。

然而,从杭州多家4S店提前进行零时前售车开票演练、大量屯车待售、短信通知客户抢购等情形看,限牌政策信息事先已被汽车商家“捕获”,那份事先在网上流传的“新闻通稿”,更是限牌政策信息被人为泄密的铁证。几天来若隐若现的限牌传言,以及限牌前流出的言之凿凿的“新闻通稿”,不但使限牌政策信息提前成为公开的秘密,也充分暴露了政府决策部门与汽车商家之间的暧昧关系,使政府决策的严肃性、公正性大打折扣。

更严重的是,由于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之前多次就限牌传言“辟谣”,一再说“杭州目前不会限牌,暂时也没有限牌计划”、“限牌根本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方案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绝大多数市民已经相信,杭州短期内的确不会限牌,并对不限牌的政策方向予以充分理解。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限牌政策突然从天而降,让广大市民措手不及,政府部门之前的“辟谣”,本身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谣言”。从逻辑上说,造成如此尴尬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之前有关部门并未掌握核心的政策信息,“辟谣”时表态太轻率,把话说得太满;二是之前的“辟谣”没有问题,但后来由于某些原因,管理政策出现重大转向,紧急出台的限牌政策,与官方之前的表态形成尖锐冲突。无论是哪种情况,政府部门说话不算话,政府“辟谣”反成“谣言”,都对政府决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伤害。

政府塑造公信力何其艰难,政府公信力受损却在一夜之间。杭州“限牌泄密”事件后,为修复受损的政府公信力,必须查清限牌政策信息是如何泄露的,对其中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单位和人员,应依法严厉处罚,涉嫌犯罪的须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只是像有关负责人所言“追查消息泄露原因”,明显是把泄露消息的性质看轻了——这里的“消息泄露”不是一般的违规违纪行为,而是破坏政府决策严肃性、公正性的严重失范失信行为,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究责惩处。

从长远看,对政府部门朝令夕改、“辟谣”变“谣言”,需要在行政诉讼法中增设公益诉讼,允许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政府失信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让有关单位和人员为政府失信承担法律责任,推动政府部门严格依法行政,严守对公民和社会的行政承诺。以行政公益诉讼施加法律责任和社会压力,加强对行政公权力的监督约束,政府部门才能更加谨慎用权、节制用权,更加珍视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以高度的诚信和责任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公共政策决策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也往往能安抚社会反弹情绪,赢得公众的支持

25日,杭州市政府宣布从次日零时起,对小客车采取总量控制措施。与之前的天津相似,限牌决定当天宣布次日执行,这让不少购车者措手不及,引来质疑一片。

车牌究竟该不该限?限令背后,是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和不断爆表的雾霾天气。据环保部门测算,杭州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PM2.5的“贡献”率高达39.5%。现实如此严峻,他城亦有先例,限牌不为无因。但也有人说:事先为什么不举行听证会?

预判政策效果,“突袭”也许不无道理。一旦预先放出风声,抢购行为可能会发生,私家车的数量可能会迎来一个新高,本为减增长,变成大家抢,这与治堵治污的初衷不符,起码会打很大的折扣。

然而,从社会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角度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新规颁布前,应该进行听证,广泛听取涉及者的意见。

一项涉及人数众多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难以预料的社会成本。政令畅通需要公众的参与、支持和合作。所以,现代治理往往在决策环节引入公众的参与,充分酝酿各方意见,尽可能使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早早化解。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权益,也往往能安抚社会反弹情绪,还可以对决策起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参与感也会增强公众对政策的支持。把决策的原因说清说透,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信任,反而会带来治理上的麻烦。

“突袭”限牌令引发的争议,背后隐藏着社会治理的大课题。现代治理体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复杂的机器,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离不开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系统治理。在利益分层日益细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复杂态势下协调各方利益,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而不是“关门治理”。

限牌作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权宜之计,一些城市或许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线,摒弃简单粗暴的做法。

据新华社报道,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宣布次日起开始汽车限牌。此前的限牌传闻已经让杭州车市几度升温,但杭州市治堵办等部门多次辟谣,称杭州公共交通体系以及路网建设尚不具备限牌条件,限牌是车商为了刺激消费进行的炒作。

杭州可能限牌的消息,从2011年就开始流传,几年时间内,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十余次辟谣,甚至就在几天前,杭州治堵办还“无此消息”,可转眼就以实际行动为谣言正名。尽管突袭式发布限牌消息,已有广州、天津等地的“经验”在先,杭州这次出尔反尔的做法,还是引来了更多批评。

如果是为了正当理由,限牌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进行。最先推行汽车限购的北京,在政令发布前一周,进行了意见征集,至少给了市民心理缓冲期。随后的广州、天津等地,已是等而下之,搞的是突击发布,当时舆论就多有批评。现在杭州非但没有汲取教训,反而是“比差”路数,如此搞突袭,凸显了政府部门的言而无信。

无论出尔反尔还是搞突袭,城市政府可能会说有“苦衷”,担心提前泄露限牌消息,会导致购车量的爆发式增长。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各种谣传,已经数次催热杭州车市,让很多市民把买车计划提前。就在杭州要宣布限牌前夕,“新闻通稿”已在网上流传,一些4S店也拿到“绝对准确”的消息,并开始大力促销。

换言之,汽车销量非正常猛增并未避免,反而搭进去了政府公信。为什么一些4S店比民众更早知道消息?在敏感时刻,更早一些知道消息,就意味着把握一次谋利机会。还有媒体报道,此前杭州有“神秘买家”突击买进100多辆车,该土豪总计屯了千余车牌。很多网友也追问,他是有内幕消息的投资,还是看风向的“豪赌”?不管哪种情形,都说明政府的暧昧行为,已经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在混乱中,很可能暗藏着内幕交易或腐败行为。

随着这种做法渐成“惯例”,其负面“外部效应”也开始蔓延。据报道,一些还未限牌的城市,市民因为担心突击限牌,已经开始提前谋划买车,比如南京不少4S店看车买车的市民,已是平时的两倍。地方政府言而无信,可能连累的是政府整体公信,民众容易变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对这种以牺牲公信为代价的限牌,是时候加以反思了。限牌作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权宜之计,或许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线,摒弃简单粗暴的做法。如此,才能减少限牌对于社会的冲击力,尽可能化解民众的不满和怨气。

□敬一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