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宁夏两地文艺界热议电视剧《山海情》：时代叙事的诗与思

郎伟（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宁夏大学教授）

我以为《山海情》的成功之处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山海情》以一种真实坦率的现实主义情怀，艺术地再现了西北贫困地区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不平凡历程。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地处偏远落后地区的整体“脱贫攻坚”工作成为党和政府始终萦系于心的一项重大工作。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素以“苦瘠甲天下”而闻名于世，一直是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如何帮助“西海固”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长期贫困的生存困扰，真正地走上自我创业、生活富裕之路，就成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完成的光荣使命。然而，真的要使贫困的农民彻底摆脱自然生态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旧有思想习惯，完成白手起家、自我创业的转换，又是何等艰难的过程。《山海情》以地处海吉县的涌泉村村民搬迁和创业的故事为主线索，真实而生动地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海固”农民的命运变迁——举凡故土难离、新家难立，宁可守成、不想逐梦，创业艰难、徘徊歧路，走出大山、面对大海，所有贫困地区的农民在搬迁和脱贫过程当中所遭遇的生活情状和心灵波澜，这部电视剧几乎都涉及到了。令人称道的是，作为一部有着宏大主题和时代叙事色彩的主旋律电视剧，《山海情》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刻板有余、生动不足的印象。相反，这部电视剧以元气淋漓的现实主义情怀和朴实真率的叙事方式，异常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了西北地区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质感和样态。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扎根于西北的黄土地和戈壁滩上的，所有的西部情感和生活样貌——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对新的不确定生活的怀疑，由于贫困得太久而对利益的格外计较，有人愿意吃苦耐劳、有人愿意做懒汉等等，都精准得仿佛生活本身。如是，《山海情》便成就了它的一段令人惊叹的艺术佳话：“主旋律”和时代叙事也可以拍摄得活色生香。

《山海情》的第二个成功之处，来源于它的曲折动人的故事和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我们都知道，长篇电视剧是放送给大家看的，它的叙事动力，一是故事的绵密和紧凑，二是演员的精彩表演。观赏《山海情》，几乎不用担心这部剧作当中会没有“故事”。从摄像机镜头对准涌泉村村民开始，复杂纷扰的生活事件和性格各异的人物便成为《山海情》这部电视剧最为吸引人的内容。水花的婚事、马喊水和得福、得宝父子的各自打拼、涌泉村七户村民的返回、新村庄通电的艰难、引水的不易、种蘑菇一波三折、海吉女工三千里外打工，电视剧所演绎的所有故事都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和生活本身所提供的合理逻辑。我们观赏这部电视剧，经常会情不自禁让自己走入剧情。因为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西北农民和西北乡村故事，正是眼前剧中所扮演的各色花样。当然，一部电视剧的成功，尤其是动人故事的演绎，还有赖于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当我们言及《山海情》的成功，便不能不提到这部电视剧中演员们的出色奉献。正是因为有了张嘉益、尤勇智、姚晨等资深演员们的精雕细刻和黄轩、热依扎、黄尧等年青演员们的一丝不苟，《山海情》才呈现出了西北乡村生活的原初面貌，开启了不同地域的观众重新打量福建和宁夏山川的崭新视野。

林秀美（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山海情》一开始就切中要害，从贫困思想阻碍自身发展的角度讲起，让人非常触动。比如以李大有为首的移民“逃兵”，不信任政策，没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对于没做过的产业不敢冒险，一遇到困难就消极闹事，而非理智解决问题……在所有这些消极固化的思想面前，涌泉村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缺水、风沙、交通、产业单一等问题，都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扶贫从根本上是一种改变，不同的人群面对改变的态度也会有不同。闽宁村的扶贫路上，除了保守派，也有以年轻一辈为代表的激进派。故事的开端，两个群体就表现出来了强烈对比：一边是对移民的响应，一边是面对发展无望的家乡，表现出突破现状的强烈渴望——瞒住父母，带上五块钱和一袋土豆，谋划多日离家出走。这两群人也构成了两个主线。

扶贫，除了扶贫对象外，还有帮扶者。剧中的扶贫者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便是与扶贫对象直接产生联系的扶贫工作者，以马得福、凌教授、陈金山为代表，深入扶贫一线，是扶贫政策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他们在工作中与扶贫对象共进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马得福，既是扶贫工作者，又是扶贫对象，他是双方沟通的关键人物。群众困难时他可以奋不顾身、仗义直言，群众冲动时也能直言相对而不生嫌隙，对团结工作发挥了巨大力量。第二个层次，福建与宁夏两地政府，具体到人物上就是杨书记、吴主任为代表，他们是政策的支持者与反馈者，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政策的落实与呈现方式。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国家是政策的制定者，虽不直接呈现，但整个扶贫环境都是国家赋予的，因此也是最深层次的帮扶者。

这三个层次，相比较而言越往上体现得越少，第一个层次属于重点刻画，第二个层次只在关键节点体现，而第三个层次，则完完全全融入前两个层次中，换句话说，剧中出现的所有扶贫相关的人，都是国家扶贫的代言人，这是藏在剧情背后的主体意志。

帮扶者和扶贫对象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也是变化的。在初始阶段，扶贫对象由于意识的落后性，在被动接受的同时充满紧张的情绪。而随着事情发展，他们的接受度也在慢慢打开，慢慢成长，甚至由被帮扶者变成了贡献者。比如白麦苗等第一批女工，在最初到达福建工厂时，用厂长的话说是“她们进厂就等于完成上级任务”，所以工作不达标也没关系。但是到后来，不仅业务能力拿到全厂先进水平，白麦苗还在厂里发生火灾时一个人挺身而出，为工厂抢救生产物资。她也完成了从被帮扶者到贡献者的转变。

不仅是白麦苗，闽宁镇从贫困的、依靠其他县市浇水灌溉的人，到发展产业拉动周边地市发展，也完成了被帮扶者到产业拉动者的转换。

戏内的精彩离不开戏外人的打造。从编剧、语言、角色选择、布景还等各方面，都是正剧品质，且带有浓重的“侯鸿亮孔笙”风格。十多年来，一部部好作品的面世让侯鸿亮、孔笙成为品质好剧的代言人，而他们尤其擅长讲社会变迁。《山海情》所反映的扶贫本质也是一种社会时代的变迁。

作品中，帮扶者和被帮扶者，帮扶者中的主动积极者和被动推动者，随着扶贫这场自上而下的行动各自成长，共同成就了上世纪末扶贫工作的样板，“闽宁模式”大放异彩震动全国。直至今日，“闽宁模式”依旧是东西部协作扶贫工作中的一颗明珠，启发了一代代扶贫人，散发出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