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不可任性”，当然不是为了创造流行语，而是以通俗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权力在深化改革中的去向，和在市场经济中应处的位置。】

李克强总理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简政放权时说，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迅速在网络传播。“有权不可任性”，当然不是为了创造流行语，而是以通俗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权力在深化改革中的去向，和在市场经济中应处的位置。

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发展。无论各领域的具体改革内容有多么不同，最核心的只有一个：摆正权力的位置。基于过去对市场和经济的主导作用，权力形成了自有惯性，能管的领域都想管一管，生怕一放就松，不管就乱。在权力主导的秩序中，还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进一步强化了权力的扩张意识。

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通过简政放权激发社会创新活力，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划清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但是，尽管方向已经确立，要克服过去形成的权力积习，打破利益格局形成的阻力，还需持续不断注入推动力。因为在现实中，权力的使用还有多种“任性”形态。其一，由于给政府权力做的“减法”还不到位，各种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仍很“任性”。这种规章制度的“任性”，令企业却步，让创新难以发育，抑制了社会活力；其二，该管的事不管，该服务的不服务，甩手很“任性”。行政体制改革以来，下放了一系列审批权限。但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下放的审批事项，还接不住、管不好，本来旨在方便企业、方便群众的改革之举，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层层推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无为”来避责，权力下放反成包袱；其三，拿权力做交易还很“任性”。总有人看不清反腐大形势，抱有侥幸心理，视权力为设租寻租工具，千方百计转弯抹角牟取私利。

让权力不再任性，需要给权力制造多层面的“牢笼”。一方面，需要继续裁撤使权力得以“任性”的保护伞。2014年，国务院各部门取消下放了246项行政审批事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将继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建立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这有助于权力回到本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截留属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同时要探索和适应事中和事后监管的新模式，积极有为而不是故意不作为，以此减少权力滥用的空间。此外，对于那些违法违规、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都应追究到底，严肃政纪，才能约束权力。

有权既不可任性，还需要有为，如此，权力才能为公众信赖，成为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合格护航者。

【在经济换挡转型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需要在地方落地。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只会贻误改革发展时机，这其实是另一种权力滥用。】

不仅是乱作为的公职人员要紧张了。在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干部放出狠话，“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此，报告提出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在统揽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这么多笔墨说“为官不为”问题，应该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过去，官员乱作为受关注较多，但懒政怠政现象也不鲜见，只不过相比之下，乱作为和严重腐败现象表现更突出一些。

在经济换挡升级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新常态下，官员腐败更多被查处，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一些患上权力依赖症、或者只会“做人”不擅干事的官员，突然感到各种不适应。比如，反腐越来越严，就不敢放开手脚干事了；考核不唯GDP了，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为官不易、做多错多等论调。不管是矫情，还是真的能力不足，这种现象都值得警惕。

习近平说：“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实际上，不贪腐不滥权只是为官做人的底线；为官一任，“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基本要求；而“为官不为”则是失职渎职，其危害甚至不亚于腐败。

尤其在经济换挡转型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需要在地方落地实施，这些都需要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切实履职，创造性开展工作。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只会贻误改革发展时机，这其实是另一种权力滥用。

为此，报告给治理为官不为开出了药方，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二是加强监督问责。新常态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政府要晒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权力要接受监督制约。对干部的考核，虽然减少了GDP的比重，但在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等方面，应有新的考核标准和办法。考评的导向和标准明确后，就要严格监督和问责，用中央纪委主要领导的话说，“再不作为的话就要算算账了”。

我们看到，变化已经在发生。中央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经出台，一些地方还专门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一批干部因“为官不为”被问责。这些措施再加上公务员薪酬改革和奖惩机制的良性激励，保证公务员有正常的晋升通道和职业尊严，如此，再不作为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简政放权时，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发言中，李克强总理亲自加入的“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表述引发代表委员热烈掌声，成为整个报告的一大亮点。

十八大以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官方与民间的相关讨论十分热烈。“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言论一出，立刻为人热议。这句话，深入浅出地直指政治伦理的根本：现代政府，权限之外一律收缩手脚，职责之内倾尽全力。政府对待权力愈发审慎的积极信号由此传递。

权力有所不为，针对政府长期对市场和社会干预过多的问题，近年来“简政放权”改革可谓大刀阔斧推进。权力有所作为，法律赋予的职责之内，公共利益需要之处，政府当仁不让，没有推词，一切努力是为了人民满意。权力管束的范围收缩，为社会市场留出自主空间，但权力担负起的任务变得更多、更琐碎，甚至更加“吃力不讨好”。

靠什么让权力“不可任性”？长期以来，有一种认识根深蒂固：政府没有制定条条框框的地方，不敢叫人放心，可能会出乱子。简政放权了，是不是市场就会乱，社会就失序？从我们的改革经验看，不是这样，尊重各行业、各领域的自身规律，留足自主发展的空间，往往就看到更大的活力。权力放手，集中能量维护法律秩序，做好服务管理，这是其角色定位。认清了定位，市场、社会就要反过来给政府制定条条框框，各行各业监督行政，“索取”公共服务，权力成为召之即来的奴仆。

近年来，与乱作为、以权谋私等“常规”腐败方式相比，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懒政”现象引起更多关注，在反腐风暴中，“不作为”的官员也成为被严厉整治的对象，很大程度上匡正了人们对权力的认识。无论是大力推行简政放权，还是坚决惩治“为官不为”，都是围绕着政府既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又有不能随意插手市场和社会事务的边界这一基本原则，政府的“必为”与“不可为”，两者缺一不可，权力才能规规矩矩。

以前社会强调约束权力，现在还要强调激励权力，以法律为界，为所当为，不遗余力，这是我们需要的现代政府。政府报告中指出，要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明确了法律对权力约束的关键作用。被政府管束的思维注定渐行渐远，政府听候差遣，随时出现在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将成为现代治理的常态。

【如果有关各方都能以公开的方式对话沟通,每个人都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必将大大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改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不但不会削弱还会强化执政基础】

“39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涉嫌违法违纪辞职或被罢免,是否说明代表选举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外界认为中国的反腐工作只是在治标而已,反腐制度建立工作将如何进一步推进?”“为什么财政部能如此随意地调整燃油税,全国人大是不是没有尽到职责?”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堪称硝烟弥漫,62岁的发言人傅莹面对中外记者抛出的敏感问题,一一从容作答。

大会新闻发布会成为每年全国两会初期最精彩的看点,不仅是因为傅莹、吕新华等“老江湖”个人魅力不凡,更是因为很多敏感话题都能在这个特殊场合“脱敏”。前两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以“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反腐败大家都很任性”等精彩表述回应多个敏感问题,同样赢得了一片赞声。全国两会不回避敏感问题,是开放、透明和自信的体现。

全国两会是“新闻盛宴”,很多重磅信息都是从两会会场传出的。报道两会的中外记者会直截了当地抛出一些敏感问题,其中通常还包括某些平时讳莫如深的名字和问题；大会新闻发言人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则不会用“目前还不清楚”“无可奉告”“正在调查中”等外交辞令“打太极”,相反,他们有可能主动将全国两会当作一个用权威消息以正视听的窗口。

让敏感问题“脱敏”,能拿到台面公开讨论,有助于增进社会共识。有媒体统计发现,近10年来全国两会的提问重点正逐渐转向改革、反腐等敏感议题,提出尖锐问题也不再是境外媒体的“特权”。这个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公众对全国两会的期待有了变化,人们希望能进一步开放透明,促进社会共识,寻求“解题方法”。全国两会不回避敏感话题,正是对民众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事无不可对人言,“敏感”其实都是相对的。事实已反复证明,信息不透明会显著增加社会成本,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更会让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从结果来看,与其让谣言和猜测在舆论场风生水起,倒不如将真相暴晒在阳光下,这样更有助于人民团结、社会稳定。

纵览近几年的全国两会,无论是新闻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在谈论敏感话题时都比以往更加从容、自信了。比如,傅莹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军费增长的尖锐提问时,以几句轻松的调侃活跃了现场气氛；再比如,被凤凰卫视记者问及香港和内地关系的问题时,傅莹则以热门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灵活应对。为傅莹“撑腰”的,是今日中国更自信、更开放的总体环境以及民主政治的进步。

“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全国两会是共商国是的平台,如果在这个平台上不能畅所欲言,对那些所谓的“敏感问题”绕着走,信息上传下达的通道就淤塞了。而事实上,如果有关各方都能以公开的方式对话沟通,每个人都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必将大大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改善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不但不会削弱还会强化执政基础。

当然,敢碰敏感问题的不应该只是报道两会的记者,善于直面敏感问题的也不应只是新闻发言人和个别官员,捅破敏感问题“窗户纸”也不应只在每年全国两会这几天。随着改革向深水区推进,未来会有更多的敏感问题出现,把它们摆在桌面上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辩,这才是现代民主社会应有的常态。让更多公共话题“脱敏”,公众有这样的期盼,公权力也应有这样的自信。

去年今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向全国人民列出了2014年度的工作计划和目标。一年之后,中国政府网以图表的形式,对报告中的一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了盘点——在统计的20项指标中,绝大部分都超额完成。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改造农村危房260万户”……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全国各地众多部门一年来的行动,所需的决心和努力恐怕都是巨大的,所牵涉关系和利益之复杂也是难以想象的。大家对政府工作“成绩单”点赞,是对政府工作的认可。

中国政府网晒出政府工作“成绩单”,令人想起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了解洱海生态保护情况时,在与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在今年全国两会之时,把上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完成情况晒出来,这种“回头看”本身就是一种坦诚和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给未来的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后的工作目标将具体实际,言出必行,请群众监督。

其实,每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定很多工作目标,但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原则性表态,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因为缺乏清晰的标准和具体方案,它们难以让人真正感受到其“坚决”和“力度”,政府本身也可能因为这种软性承诺而怠于履行,群众也因其难以判断而无法监督。

因此,政府有清晰衡量标准的“硬承诺”指标很有必要。今年两会前,有媒体盘点“你必须关注2015年两会的十个理由”,其中有一个就是“李克强总理或再发‘硬承诺’”。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也有网友发帖表示,过去两年总理用“硬承诺”带领新一届政府做出了卓有实效的成绩,广大民众都看在眼里,“硬承诺”就是对自己的约束,是对民生的保障,2015年两会,期待总理更多“硬承诺”!

群众对“硬承诺”的期待和关注,也将促进政府科学执政的推进。社会管理不是数学题,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适合用硬指标的方式予以量化,而且即便可以量化的指标,每一项的改善空间也都是有现实规律和节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政府部门不提前进行科学调研和周密分析,拍脑袋随意定下一个工作目标,很有可能因违背客观规律而难以完成,官员必将在群众的瞩目和监督中无地自容。

“硬承诺”不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专利,而是一种执政态度。它代表的是一种制定科学、清晰工作计划的习惯,一种对自我工作的高标准要求,一种将每一件规划事项落到实处的责任精神。政府部门如能在每一项政府的决策当中,通过不断自我回头看、让群众仔细看,将工作科学、扎实推进,政府的公信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人民也才能在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当中获得公民的尊严感和成就感。

每年全国两会上,教育公平都是河南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今年也不例外。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的提案,关注的就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已经是他第八次在全国两会上关注河南高等教育问题了。去年,他被媒体评为“最执着的政协委员”。娄源功对于“执着”的评价并不讳言,他的答案是,“教育公平这个提案,不是说提一年就不再提了,它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就能做好的”。(3月4日《河南日报》)

2012年,娄源功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提案中建议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纳入中央财政供给高校,并将郑州大学纳入“985”高校、河南大学纳入“211工程”高校序列。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娄源功提到的仍然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将地方大学纳入中央财政供给高校,或者是呼吁对地方性大学进行“升格”,这些就是均衡教育资源的有效路径吗?应该说,此种观点尚待商榷。但当一个政协委员8年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此种执着无疑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单就新闻报道来看,娄源功其实只是那些执着的代表委员之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提案中就再度申请,要求环保部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在提案中进行如此申请。至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更是连续10年呼吁设立“罕见病防治法”。时间再往前推,还有连续8年上书两会提公车改革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多年关注于高校改革话题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只要我们去找寻,必将发现更多执着发声的代表委员。

当代表委员纷纷持续聚焦那些热点的社会治理话题,如此执着有必要放大。或许有一种观点认为,关注民生、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要求。这样的说辞当然不错,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我们相当一部分的代表委员并不是“专职”的,在非专职之外,仍然能够对某个问题保持长期的关注和发声,这表明的是他们对身份的珍视；另一方面,审视新问题,体现的是代表委员敏锐的视角,长期关注老问题,体现的显然是更务实的履职取向,长期关注只为得以最终解决。

无执着,不代表。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中,究竟一个怎样的代表委员才是值得期待的?去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曾流传于网络。文章写道,“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代表委员为民代言,倘若他能够执着地关注于那些深度的改革领域,相对普通人,带来的必将是对公共生活的较大力度影响,这也是代表委员执着行为的最大现实价值。

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衷心希望执着于某项公共治理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我们不吝啬于向他们表达敬意和肯定。但关键性的问题依旧在于:执着应该推动这些改革的缓慢前进。否则,年复一年的执着纵然有着个体的光芒,但其公共意义也会打折。最执着委员娄源功表示,“教育公平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提案就能做好的。”委员在表达着坚定的关注之心,而这样的执着,最需要看得见的改革来应答。我们愿意为之共同呼吁。

【代表委员的“炮轰”,可能不一定都是科学的,这就需要有关方面,特别是被批评的部门和有关领导,能够以宽容的态度,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姿态,来对待“炮轰”,并且努力实现和代表委员的良性互动】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正式拉开帷幕。昨天的政协小组讨论会后,一位采访会议的记者与同行交流时说,今年的两会气氛热烈,但似乎较往年平和,两会的空气中少了一些唇枪舌剑和针锋相对的火药味,迄今为止,还没见老“炮手”“开炮”,也未有新“炮手”涌出。

两会本质上并不需要搞得“硝烟弥漫”和“炮声隆隆”,没有见到“炮手”“开炮”,也没有遇到讨论过程中的唇枪舌剑和针锋相对,并不说明会议质量不高,也不能说明代表委员履职不积极,这一点相信没有人会质疑。实质上,只要代表委员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所代表民众和群体的意见,积极地参加会议审议和讨论,积极地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督促“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两会”的质量就会有保证,代表委员的履职成绩也就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

当然,对于前些年出现的大多数“炮手”和屡见不鲜的“炮轰”现象,我们也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记者和有些民众希望代表委员“发炮”的心理,我们也应当给予理解。有人曾说过,“无辩论,不民主”。两会期间,5000多名代表和委员齐聚北京,发言多,采访多,新闻报道密集,一些有价值的声音和观点,容易淹没于舆论大潮中,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特别是主管部门的关注。经过“炮轰”,特别是经过知名度高的代表委员“炮轰”,社会关注度大大提高,主管部门往往会高度重视,从而推动民众关注的问题得到解决。

有些时候,代表委员之所以“炮轰”,还和主管部门处理问题的态度有一定的关系。受到“炮轰”的问题,往往是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代表委员的“炮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履职为民的热情和责任感。在这个角度上,民众是希望有“炮手”适时“开炮”、为民“开炮”的,会议组织者等各方面也都会理解。从法律的角度讲,依法履职所必要的“炮轰”,也是受到保护的。

当然,“两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舞台,代表委员的“炮轰”也绝不可沦为过嘴瘾。“开炮”是为了解决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是为了满足代表委员的一时快感。过嘴瘾的“开炮”不仅不会让民众感到兴奋和激动,还会让人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从而使“开炮”者引起舆论的“炮轰”。

“炮轰”可以,往往也会受到民众欢迎,但一个重要的条件却是必须“用脚说话”。代表委员“开炮”前,首先必须经过认真的调研,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征求意见,在汇集所代表民众或群体意见的基础上,甚至经过科学而缜密的论证,才能形成民众关心的焦点问题,然后在会上提出。没有经过广泛的调研,不能有效代表民众意见的“炮轰”,反而有可能被指责为“雷人雷语”,产生不良的影响。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代表委员的“炮轰”,也可能并不一定都是科学的,这就需要有关方面,特别是被批评的部门和有关领导,能够以宽容的态度,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姿态,来对待“炮轰”,并且努力实现和代表委员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多赢,才能促进工作的改进,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

今年全国两会，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的提案关注的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这已经是他第八次在全国两会上关注河南高等教育问题了。去年，他被媒体评为“最执着的政协委员”。娄源功对于“执着”的评价并不讳言，他的答案是，“教育公平这个提案不是说提一年就不再提了，它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就能做好的。”

当一个政协委员八年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此种执着无疑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单就新闻报道来看，娄源功其实只是那些执着的代表委员之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提案中就再度申请，要求环保部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在提案中进行如此申请。至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更是连续十年呼吁设立“罕见病防治法”。时间再往前推，至少还有着连续八年上书两会提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多年关注于高校改革话题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只要我们去找寻，必将发现更多执着发声的代表委员。

当代表委员纷纷聚焦那些热点的社会治理话题，如此执着有必要放大。或许有一种观点认为，关注民生、参政议政本身就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要求。这样的说辞当然不错，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一方面，我们相当部分的代表委员并不是“专职”的，在非专职之外，仍然能够对某个问题保持长期的关注和发声，这表明的是他们对于手中权利的珍视；另一方面，审视新问题，体现了代表委员敏锐的视角，长期关注老问题，体现的显然是更务实的履职取向，长期关注只为得以最终解决。

无执着，不代表。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中，究竟一个怎样的代表委员才是公众所期待的？去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一篇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曾流传于网络。其中写道，“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很不容易；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代表委员为民代言，倘若他能够执着地关注于那些深度的改革领域，相对普通人，带来的必将是对公共生活的较大力度影响，这也是代表委员执着行为的最大现实价值。

厘清了这一点，就不难得出结论：我们衷心地希望执着于某项公共治理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我们不吝啬于向他们表达敬意和肯定。但关键性的问题依旧在于：执着应该推动这些改革的缓慢前进。否则，年复一年的执着纵然有着个体的光芒，但其公共意义也会打折。最执着委员娄源功表示，“教育公平是不停地在进步，不停地在发展当中，不是提一次提案就能做好的。” 委员在表达着坚定的关注之心，而这样的执着，最需要看得见的改革来应答。我们愿意为之共同地呼吁。

【从当仁不让收回税收立法权，到对立法法进行修正完善，从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全国人大正彰显出越来越强劲的制度魅力，也找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存在感”。】

“两会时间”昨日进入第二天，在全国人大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回答提问时表示，“税收法定”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都要通过人大决定。如果立法法修改获得通过，凡是开征新税，都要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2020年前将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油价刚要降，燃油税就提高”，至今让不少人耿耿于怀。财政部调整燃油税并非师出无名，其依据的是自200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消费税暂行条例》，成品油消费税调整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起草意见后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审批通过后，以部委名义发布。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198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相关部门可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暂行条例征税。这种授权符合历史经验，曾是现实所需，却也埋下了骑虎难下的伏笔。

纳税是公民义务，但征税前提必须符合税收法定原则。我国现行立法法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必须制定法律。换言之，开征新税必须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通过。而现实是，我国现有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的，其他15个税种，都是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的暂行条例来征收的。

税收法定原则包含三部分：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法定、程序法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背景下更应强调，征税和税率调整必须严格遵照税收法定原则。今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以及遗产税等都有可能开征，如果不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税收基本制度立法，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全国人大应该理直气壮地行使税收立法权，即便确有必要授权国务院，也应该明确授权的期限和范围。最重要的是，新税种的征收要先制定法律，老税种调整征收对象、税率，同样要先制定法律，而不能再由行政机关“任性”解释和调整。这不仅是将政府权力关进法律之笼的需要，也是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

今年全国两会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备受关注。立法法是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即管法的法。今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立法法的修正不只具有象征意义，可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法的修订，与规范政府权力有关，与每个公民的权益有关，与国家的未来航向有关。

除了立法权，监督权同样备受瞩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围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与全面深化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话题，开展了3场专题询问。第一次专题询问，到会接受询问的部委“一把手”就有11人之多，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两次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到会应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感慨道：“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代表国务院到人大作报告并到会应询，在我印象当中是这些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气象。”现象背后是本质，总理和副总理都是人大投票决定的，当然应该对人大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

从当仁不让收回税收立法权，到对立法法进行修正完善，从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全国人大正彰显出越来越强劲的制度魅力，也找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存在感”。与其说这是人大制度的价值重申，毋宁说这是制度优势的生动呈现。良好的制度设计，让全国人大葆有更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不断复苏和激活内在的张力，使中国人大制度更能承载光荣和梦想。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坚持与信心，并不容易。

每年全国“两会”上，教育公平都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今年也不例外，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的提案关注的就是均衡高等教育资源。《河南日报》的报道这样提示道：诸位君不知道的是，这已经是他第8次在全国“两会”上关注河南高等教育问题了。在去年，他被媒体评为“最执着的政协委员”，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娄源功用河南话疾呼：“不兴这啊！”面对人口大省河南所遭遇的教育资源不公，娄源功今年依然要为河南娃喊不平、谋福利。

娄源功首先不平于河南没有一个985高校，“一亿人口的大省，只有一所211。你说，这对河南公平吗？”这倒是他一贯的声音。在2012年“两会”上，他亦曾就河南大学进入211高校名单而奔告。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3年前曾表示，“两个工程”不会再新增学校，而会对非工程高校给予支持。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娄源功似乎可以不必那么纠结。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娄委员关于“河南所遭遇教育资源不公”的疾呼。“河南娃上大学难是公认的”，作为一个事实，河南考生上大学很难，河南考生多，竞争激烈。原因何在？不光是河南考生多高校少，还在于知名高校投到河南的招生计划少。正是在这一点上，娄委员切入到了中国高校教育一个令人抑郁的问题上了。

岂以河南为独？民意疾呼岂止娄源功一人？如果说袁贵仁“两个工程”的说法，可以视为对于娄委员关于211学校问题的某种“回响”，那么试问到底有谁来回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河南的孩子考上北大的机会要比北京的孩子难24倍？一些高校对于外省学生的随意限制，录取比例的制定，深藏功与名的相关部门为何一直未进行过任何说明？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日益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被远远抛弃的今天，高校招生计划领域为何紧抱住它们不放？

教育不公乃最大不公，而这些问题却是教育不公之中最大的不公。我不太知道，对此关注，是否娄源功委员关注均衡资源的题中之义，但是不能达成此种公平正义，则娄委员“为河南娃谋福利”的愿望怕也只是一句空话。那么谁为娄委员以“回响”，谁又为高校招生改革以臂呼？我们看到的只是，8年提案，一个叫娄源功的政协委员依旧在那里“自说自话”。

一个委员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8年提案”历程，本身是一种对于中国高校教育现实的时代背书。我们或庆幸于有这样念念不忘的委员，却不得不深昧回响之渺茫。这也更让我们意识到，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曾经一再黯然于一个明知不公却总是推而不动的现实，所以我们才更需要一些像娄源功那样坚韧而执着的代表委员。或许时间能最终证明，娄委员“8年提案”的故事，不是一个西西里弗推石头的传说。那么至少，我们仍可以拥有对于公平与正义的信念。

【反家暴，需要首先普及反家暴法律知识，为个体自救奠定基础；更需要家暴受害者能拿起法律武器，摆脱传统世俗观念，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家庭暴力已成全社会关切的焦点。4日，公检法司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最高法还公布了5起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透露，我国首部反家暴法有望今年8月份提交审议。两则信息，预示着国家法律对家庭暴力强制干预，替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受害人撑腰。

从司法解释的内容看，有关反家暴的最大亮点，体现在对同一个罪名——故意杀人罪的不同处理上：一方面，因长期遭受家暴后杀害施暴人可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延续了以往司法实践中的从轻发落；另一方面，实施家庭暴力主观恶性大、手段残忍的可按故意杀人罪定罪，最高可判死刑。这一轻一重之间，凸显出司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理念。

反家暴确实离不开司法“亮剑”。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正式法律规则的介入，暗藏在家庭内部的暴力阴暗面也日渐曝光。据统计，我国大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家庭暴力，涉及家庭暴力的故意杀人案件，占到全部故意杀人案件的近10%。两组数据既显示出家暴现象的普遍性，也说明家暴犯罪的严重程度，因而需要刑事司法以“最后的手段”强力矫治。

但司法毕竟是一种事后救济，其对施暴者的警戒作用仍然受到传统家庭文化的制约。作为家庭生活中的弱者，妇女和儿童对抗家暴更依赖立法的全面保护。我国《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都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多为宣示性条款，可操作性和周延性不强。国外虽强调公民家庭生活的私人自由，但对家暴的立法治理显得比较完备。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反家暴专门法律。美国从1980年起，警察对家庭暴力基本上改变了以往“法不入家门”的放任策略，其《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法律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立法机关加快反家暴立法步伐，无疑值得期待。

问题是，在立法与司法的双重干预下，家暴能否得到彻底矫治？对带有私密性的家庭关系的干预，法律治理往往很难立竿见影。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家庭关系中依然残存着男权中心主义。调查显示，家暴实施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年纪很轻、文化程度很高、社会地位很高的男人；而一些同样文化程度很高的女人，在遭遇家暴后也往往选择沉默。再有，对于传统家庭而言，尤其是农村的妇女，某种程度上依然视家暴为宿命，甚至不知道家暴是一种违法行为，在无知中选择逆来顺受。可见，要改变这样的环境，需要首先普及反家暴法律知识，将立法赋予的权利、司法严惩家暴犯罪的制度安排广泛传递，为个体自救奠定基础；更需要家暴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摆脱传统世俗观念，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更理性的做法，是认识并力求弥合双方的潜在分歧，在最大限度上达成“共识”。如果我们能釜底抽薪解决了文化策略，也许文字的局部分歧就可迎刃而解。】

在昨天的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导演冯小刚建议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让少量繁体字回归中小学课本，引发网友激辩。有意思的是，春节前夕，有社科院专家发表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汉字还有简化空间，当时同样引发热议。

双方观点，不妨简单地概括为汉字保守派与进化派(没有褒贬之意)。“保守派”主要观点有三：一是汉字本身就是文化传统，需要保护，即“汉字是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二是不保护就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还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即“亲”“爱”等字的繁体结构里，本身蕴含着中国的传统伦理。而“进化派”的观点则更倾向于：文字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作为工具，文字的简化是整体趋势，有利于传播更广泛的文化，繁体难学难认，甚至“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应该说，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只不过对于汉字，前者立足于本体论，而后者倾向于工具论。争论本身验证了现代哲学的一个前提：真理之间可能并不兼容。文化的问题，并不像“环境保护”命题那样非黑即白，而是存在基于不同前提的“对与对的冲突”。

认可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单纯对某方观点认同或拒斥，都只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更理性的做法，是认识并力求弥合双方的潜在分歧，在最大限度上达成“共识”。这样，我们可能会认同，汉字既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传承文化的工具。那么，既要守护，也需发展，关键在于“均衡”。事实上，双方的分歧并不如公众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冯小刚强调“少量繁体字”；而简化论者也强调要科学、优化、美化。

细究之下，“两派”也有共识，那就是“中华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其实是双方的共同立场。而立足于“文化”，繁体字是否会失传，与传统书法、国画是否会失传等，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尚可不需过于焦虑；更值得焦虑的，倒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基于传统的道德重建问题，但这尚不是通过恢复繁体字能够解决的。

因此，存异求同的结果，就是齐心协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两会的大舞台需要有大视野。从这个角度，我更关注同一天冯骥才的发言：“我佩服日本、韩国，他们真拿自己传统文化当命啊！反观自身，我们的文化策略如何？”如果我们能釜底抽薪解决了文化策略，也许文字的局部分歧就可迎刃而解。

昨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再早一天，在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这些强烈的信号表明，反腐是政协会议的强音。明天开幕的人大会议，也将不会例外。

反腐成为两会的强音，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表明反腐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虽然极少数人散布“反腐反散了人心”、“反腐过头了”等论调，但也不敢亮明姓名和身份，不敢站在阳光下。

反腐成为两会的强音，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反应。腐败已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体制，绑架了行政运作，腐蚀了人心，导致大面积的道德滑坡，毒化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不公，正义缺失；腐败是全党、全国、全民之敌。反腐，是党和国家的命运所系，是全体国民命运所系；不反腐，国家没有出路，民众没有尊严，党没有威信。

2月25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刊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系列评论，这一个系列评论被解读为“重磅评论”；随着这组评论的推出，此前陆续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已经清晰展现为重大战略布局；其重大意义是，“四个全面”的实现，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推进、落实“四个全面”，必须打赢反腐这一仗。腐败是推进、落实“四个全面”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因此，反腐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场前哨战，只能打赢，不能打输。

站在“四个全面”的制高点来看“反腐反散了人心”、“反腐过头论”，就能看出这种论调不可轻视。“反腐反散了人心”，听起来是在替党着想，贪腐之余还在为党分忧似的。但是，这可能吗？有的被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忏悔中甚至说，自己基本上没有党的观念，从来没感觉到还有党的组织存在（3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这才是真话。至于“反腐不要反过头”，就是反腐不要反到自己头上，是不愿意失去特权地位，不愿意失去特权地位带来的各种享受，包括以权凌弱的快感。他们不惜用大多数人利益的牺牲来换取自己的享乐。

反腐是一场严峻的战斗，但是，昨天有媒体在谈到“打虎”时说：“好戏在后头。”作为媒体，这种措词是非常不妥的。看戏的心态，会削弱反腐的力量。如果能够依靠群众反腐，让群众在反腐中发挥作用，看戏的心态就会消解。群众在反腐中发挥作用，要有一定的体制、机制保障，要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反腐，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打一只只的老虎苍蝇，二是要探索有关反腐制度创新，扩大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建立严密、有效的防腐、反腐的法律之网、制度之网，这样，战役性的反腐，就会过渡到制度性的防腐、反腐。

2015年，迎来了又一个中国发展关键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详细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及其内在关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经提出，迅速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聚焦的热点。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每一个“全面”都有其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之间又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全国人民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加大老区的发展步伐，做好老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一定要让老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使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全面小康，这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宣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决心。全国人大代表、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表示，我国条件好的地区和人口基本已脱贫致富，剩下的8000多万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难啃但必须啃下来。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乃时代所需、形势所迫。“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全面依法治国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实的紧迫需要，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在代表中引起共鸣。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日前表示，只有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更好地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方法，才能更有效地破解难题、推动工作。

全面从严治党，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改善自身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党自身也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深化党的制度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冯俊委员认为。

代表委员们认为，“四个全面”，如同发展“大棋盘”上的战略“四着”，着着都能下得好、下到位，就能互为犄角、满盘皆活。把握好“四个全面”的结合点、平衡点、着力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改革与法治等重大关系，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忠诚和智慧的又一次考验。(记者 裴珍珍 刘存瑞)

十余天的两会时间刚刚启幕,公众期待代表委员们能够切实担当,为适应新常态贡献新智慧拿出新思路,为民众福祉提出新提案新议案,为复兴圆梦谋划新篇章孕育新希望

在“改革”热度不减的背景下,如果为观察今年的全国两会再寻找一个字或词作为抓手,“新”字,或可成为一个选项。

“新”字,在决策层面有着扎扎实实的体现。两会是审视过去一年工作的良好契机和有效窗口。梳理过去一年来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表述、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新”字当仁不让地奏出了强劲的音符。

2014年12月,在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的基础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总结了9大特征,并提出了应对之策:创新投融资方式、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一时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飞入寻常百姓家,“新”字引领了舆论热点。而突破“中梗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等新表述,在让人们感觉耳目一新之外,更指出了问题所在、工作所向。

将视角下沉,为全国两会“预热”的地方两会,一些“出镜率”最高的话题和热词,也具有明显的新意。比如,在地方发展战略和中央部署对接上,“不唯GDP”、寻求新目标正成为各地发展的优选项。2015年,“一带一路”的新战略将进入实质落地阶段,这也成为20多个省份结合当地实际、加速自身发展的重大机遇,与之配套的各项新举措频频出现。在回应民生关切上,为了让百姓更好地享受基本医疗这一公共服务,使异地就医群体免于经费垫付和往返奔波,异地医保写入了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了实现精准扶贫,构建大扶贫格局,各地纷纷开始“精准扶贫”实践；立法规范养老资源投入和分配、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也成为各地的共同行动——件件都是新实事,项项带来新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红利,正在普通百姓身边渐次开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普通民众诉求同政府施政要点的契合度正在提高。山东高青县居民孙立升一直有一个自己创业当老板的梦。一个多月前,他注册成立一家渔具有限公司,“我把材料交上后,一个多小时,公司的营业执照等一套手续就全办好了。”政府部门的高效服务让他很吃惊。政府高效,正是简政放权带来的新红利。政府转变思路,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进行“破冰”,千方百计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简化手续、减免税费,不仅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制度支撑,也是深改不断释放新红利的源头之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会”不同。两会现场已经从最直观的角度传递了今年的会风新气象。“不见仪式,不见列队,没有献花,也没有红地毯,甚至连标语横幅也没见到”“洗漱包、鲜花、水果都没有啦……”“会场里的桌布都是用旧的,我们本着这么一个原则,能用旧的就用旧的,能不购置新的,就不购置新的”——来自代表委员和服务方的鲜活话语,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简朴的“素颜”两会,赢得了无数的点赞。

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代表委员履职和记者采访也有了更好更新的平台。这不,3日11时许,全国人大代表黄润秋带着一份特别的“航拍议案”到达北京,这份议案关注气象灾害防御,有详细的文字调研,还有无人机配合野外考察的大量航拍图片,这是无人机首次“飞”进全国两会。与此同时,二维码、微信等手段也逐渐成为联系大会组织方和记者的有效渠道。据报道,有关人大记者会的具体安排,除了在人大新闻中心网页之外,还将通过“人大会议新闻中心”微信公众号周知中外记者。新技术新方式推动“无纸化”,节俭又高效。

“新”字洪音阵阵,“新”字铿锵可感。站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起点,十余天的两会时间刚刚启幕,公众期待代表委员们能够切实担当,为适应新常态贡献新智慧拿出新思路,为民众福祉提出新提案新议案,为复兴圆梦谋划新篇章孕育新希望……如此,两会才能给百姓更多“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