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发布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倡导农村随礼不超100元、县城不超200元。此外，陕西商洛、甘肃兰州高新区等地也发布类似倡议书，给份子钱“限高”。（9月29日 中国新闻网）

上述三地发布倡议书，给份子钱“限高”，这并非小题大做，也不是否定人情往来，而是要破解愈演愈烈的人情债困局，让人情往来回归情感本真。笔者以为，给份子钱“限高”，也是一种民生减负。

按说，人情往来本是邻里亲友传递温情的一种纽带，遇上办红白喜事适当送点份子钱，这也无可厚非。但不知从何时起，份子钱不断水涨船高，升学宴、寿宴、满月酒轮番登场，让不少群众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不少人为了面子硬撑，一年辛苦收入，大半消耗在人情应酬上。

此次，多地给份子钱“限高”，这无疑是群众自治的有益探索。一方面，由村民共同商议，把份子钱上限写入村规民约，依靠红白理事会监督引导，守住了人情消费的底线。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带头践行，示范带动身边人简办宴席，引导大家跳出面子攀比的怪圈。可以说，给份子钱“限高”，这不是强制干预私人交往，而是给不断膨胀的人情消费踩下刹车，破除“礼金越高情谊越重”的错误认知。

当然，移风易俗不能简单“一刀切”。给份子钱“限高”属于倡导性规范，需要兼顾亲疏差异，尊重合理民俗。治理人情陋习，既要立规矩划底线，更要做好思想引导。与其单纯依靠条文约束，不如持续宣传文明理念，倡导鲜花、祝福贺卡等低成本的祝福方式，丰富人情表达的形式。

风俗之变，贵在久久为功。整治人情攀比，是一场观念的革新。给份子钱“限高”，减掉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留住的是淳朴真挚的邻里亲情。只有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让简约办事、理性随礼深入人心，才能让人情往来卸下包袱，让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廖卫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