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时尚，叫“村字号”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首份《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情况报告》在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发布，一组数据勾勒出乡村的澎湃活力：全国“村字号”活动达24种类型，2024年农民参与文体活动比例升至73.0％，农村累计举办各类文体活动超220万场，其中2200余场流量破10万的活动直接带来130.9亿元经济效益。从贵州“村BA”的呐喊到浙江“村舞”的欢腾，从山西“村超”的赛场到四川“村跑”的山路，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文体活动，早已超越“娱乐消遣”的范畴，成为乡村振兴中内生动力爆发的鲜活注脚，更藏着乡村自我革新的深层逻辑。

“村字号”最动人的突破，是让农民从“场边看客”变成“场上主角”。过去乡村文体活动多是“送文化下乡”，专业团队表演、农民被动观看，热闹过后只剩沉寂。而“村字号”彻底扭转了这种模式：贵州印江办“村戏”，挖掘124个民间故事、310首民歌，农民自编自演的剧目场场爆满；浙江玉环的“村舞”比赛，老乡们自发组队，从服装道具到编排演练全靠自己琢磨。这种“农民创、农民演、农民享”的特质，让活动有了最本真的生命力，比如参与率较2023年提升8个百分点的背后，是农民首创精神的激活，是乡土认同的强化。当村民在“村歌”里唱出自家的故事，在“村棋”赛场为集体荣誉拼搏，乡村的精神面貌便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蜕变。

比精神赋能更具象的，是“村字号”撬动的经济增量。它打破了“乡村文体不赚钱”的固有认知，走出一条“文体搭台、经济唱戏”的融合之路。山西岚县的“村超”赛场外，农特产品展销区人头攒动，土豆、小米借赛事热度卖断货；四川雅安的“村跑”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飙至80％，非遗产品销售额增长23.5％；浙江安吉更借“村字号”盘活生态资源，300多家乡村咖啡馆年接待游客超615万人次。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赛事＋摆摊”，而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村跑”带动民宿餐饮，“村展”激活农产品销售，“村播”让非遗手艺走向全国。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流量破10万的“村字号”累计实现经济效益436.1亿元，预计2025年达142.8亿元，较2021年增长58倍，证明乡村文体完全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更意外的价值藏在治理层面，“村字号”成了乡村矛盾化解的“润滑剂”和基建提升的“催化剂”。浙江玉环有干部坦言，办“村舞”比赛后，老乡们往来增多、欢聚一堂，矛盾纠纷数量下降两三成；贵州台江台盘村因“村BA”爆火后，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曾经偏远的村庄如今10分钟上高速、20多分钟到高铁站。这背后是公共空间的重构，“村字号”活动搭建起村民交往的平台，大家为了筹备赛事分工协作，为了集体荣誉凝聚共识，基层组织的号召力也随之增强。北京师范大学杨力超副教授的观点切中要害：“村字号”提供了乡村公共生活的载体，让群众因共同目标凝聚，集体认同感自然提升，治理难题也随之破解。

但“村字号”要从“一时热闹”变“长久红火”，必须破解成长中的痛点。从调研情况看，跟风模仿是最突出的问题。有的地方看到“村BA”火就照搬，没有本土特色导致观众寥寥；有的地方活动形式单一，年年都是唱歌跳舞，农民渐渐失去兴趣。此外，基础设施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也制约发展，西部一些村庄因没有标准场地，赛事只能在晒谷场举办；不少“村字号”因缺乏运营人才，流量变现困难。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村字号”的生命力在“土”在“特”，而非简单复制。

让“村字号”行稳致远，关键要守住根、育好人、融好链。坚守乡土特色是根本，像贵州印江那样深挖本地文化资源，打造独一无二的IP，才能避免千篇一律；培育人才是核心，既要推动文艺人才下乡“种文化”，更要扶持乡土能人，让农民自己成为活动的组织者、运营者；多元融合是路径，做好“村字号＋”文章，将活动与农产品展销、乡村旅游、文化研学结合，让文体活力转化为持续的经济社会效益。安吉的“村咖＋生态旅游”、岚县的“村超＋农产展销”，都是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村字号”的崛起，本质是乡村振兴的“自下而上”模式的成功。它不是靠外部输血打造的“盆景”，而是乡村内生动力爆发的“森林”；它证明乡村不需要依赖城市的文化输入，本土的故事、农民的创造，本身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农业农村部唐珂司长说得好，这是“千万工程”经验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未来，只要守住乡土底色、激活农民主体、深化融合发展，“村字号”必将掀起更壮阔的活力浪潮，让乡村振兴更有温度、更具底气。（黄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