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举与制度合力，照亮“嘉欣”们的前行路

近日，下乡扶贫干部与女孩嘉欣的故事感动了众多网友。据报道，2018年，广西贺州一名扶贫干部在破败的牛棚里遇见了脸部皲裂溃烂、因身体不适而哭吐的女孩嘉欣。她身后是一个无力照料9个孙辈的家庭，这个家庭还面临经济与护理资源极度匮乏的生存困境。五年过去，当我们再次聚焦这个故事时，嘉欣已从病弱的“小可怜”蜕变为阳光开朗的少女，而她的外公外婆也通过扶贫政策迁入新房。这段重生之路，始于一名基层干部超越职责的救助，最终因制度性支持而开花结果，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一个温暖而深刻的注脚。

嘉欣的故事并非孤例，它在中国乡村的土壤中找到了无数回声。在山东威海，电网职工吕明玉两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后，又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贫困村实现从“涣散村”到“美丽乡村”的蝶变；在广东紫金县，政府开展“慰问困境女童”专项活动，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成长护航；而在贵州，虽然22岁的女村支书黄念因公殉职，但她留下的水稻防病计划和乡村电商方案仍在滋养着那片土地。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故事，正如星星点点的火光，共同照亮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前行之路。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个体善举需要与制度帮扶形成合力。扶贫干部对嘉欣的帮扶虽然始于个人恻隐之心，但最终依托精准扶贫政策，才帮助其家庭实现了整体脱贫。这种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情感关怀固然能缓解燃眉之急，但只有住房、医疗、教育等政策配套才能根治贫困的代际传递。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往往需要扮演“多重角色”。他们既是政策执行者，又是弱势群体的“临时亲人”。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挑战。嘉欣的蜕变固然令人欣喜，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干部个人的长期投入，而更多困境儿童则需要系统性的支持。吕明玉组建的“彩虹服务队”、黄念规划的乡村电商方案，都提示我们需要从个案救助转向共益生态的构建。公益事业的可持续性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资源投入的持续性，类似“助养困境儿童行动”等项目需要呼吁公众成为“月捐人”，通过小额持续捐赠扩大救助覆盖面；二是基层工作者权益保障，黄念因公殉职事件折射出偏远地区工作者安全保障的缺失，这提醒我们在弘扬奉献精神的同时，也要完善对基层工作者的保障机制。

在这些实践与思考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探索更加完善的帮扶体系。政策层面可考虑建立“助养人备案制”，为公职人员或志愿者提供法律支持；社区层面可借鉴“彩虹服务队”模式，发动本地居民参与邻里互助；技术层面则需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助农增收，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根源。这种多维联动的模式，既保障了救助的规范性，又激发了基层的内生动力，使帮扶工作更加可持续。

回望这段历程，嘉欣脸上消失的裂痕、吕明玉修通的“最后一公里”村路、黄念笔记本里未完成的水稻防病计划，这些细节背后，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最鲜活的实践。它告诉我们，政策设计需要保留人性化温度，基层执行需要兼具理性与同理心，而公众参与则是帮扶工作可持续性的关键。当无数个体善举与制度创新相互赋能，这些星星点点的火光终将汇成火炬，照亮更多像嘉欣这样的孩子的前行之路，也照亮中国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