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时，徐礼昂（右）与朋友到美丽的茵里湖游玩。

我实在不能和“侨”分开，即使到退休后，我还是和“侨”“难分难离”，村里的归侨侨眷有事找我，难道我能拒绝吗？海外相亲来信请我帮助他解决些事情，我能不去做吗？

无论在镇里，还是村里，大家都把我当做长辈来尊重，但我认为其中还是有“侨”的因素，而在这个“侨”背后，是我全部的感情……

1

我出生在福州闽侯荆溪徐家村，历史上这里就是著名的侨乡，村里的人大多到东南亚谋生，只是随着历史发展，人们此一时彼一时地相对集中在其中一个国家。

在我年轻时，村里人比较多的是在缅甸，这不是因为缅甸比别的国家好，可能是那儿比较适合在那创业的福州人，所以村里的人，你带我、我带你地越来越多到缅甸，并且都能很快地立住脚。

其实，村里人到海外都是有原因的，如果家乡的情况好，人们还是想留在家里，每次出现成批出国，都是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或社会动荡变化。

在我的记忆中，日本侵略中国时，村里平静的日子就被打破，那时有人就开始离开，到了日本占领福州时，出去的人就更多了。

那时，我在位于福州乌山的福建学院读中学，日本人来时，学校被迫停学。当福州被日本人第二次占领时，学校就迁到闽清。由于日本人军力有限，他们只能占领闽侯白沙以南，而我们是在白沙以北的闽清，虽然我们躲过了占领，但和家里的联系中断，读书所用的费用都接济不上。无奈之下，我只好自告奋勇地孤身潜回家，带着同学的信，一家家地收钱，然后再揣着他们的钱偷偷越过封锁线回到学校。

可没多久，所带的钱又用完了，这时无论是我，还是别人都没勇气再回到敌占区去冒险，大家只好辍学离校，我也因此第一次失学。

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复学，而是在家跟着父亲干农活，虽然生活得比较清苦，但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