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执行长锺君竺观察，经济不景气，各地流莺也变多，年纪则朝M型两极化发展。流莺小玲(化名)形容， 八年前她入行时“同一区域大概五十人，最老的顶多五十岁；现在大约有三、四百人，七、八十岁的好几个。”

　　七月间，台中一位七十八岁的流莺被捕，这是她三年来第四次进警局。明明有三个儿子，为何还得上街赚看病钱？外人不知的是，她两个儿子经济状况不佳，另个儿子又态度冷漠。

　　这并非特例。小玲说，她身边多了好几位八十岁的同行，有的因为孩子都是身心障碍者，政府补助不够用，只好上街赚血肉钱；有的因为孩子跑路，把孙子塞给老妈养，无计可施下只得入行。

　　“要不是不得已，谁愿意干这行？”四十岁的流莺阿凤(化名)说，还没入行前，要是遭性侵，她一定自杀；要是她以前老公敢去嫖妓，“非宰了他不可”。然而当家庭出状况，债台高筑，她成了自己从没想过的人，才知道“原来娼妓、嫖客都是不得已”。

　　她们全是岛内现行“罚娼不罚嫖”法条下的猎物。根据台湾警政部门二00五年统计，因此被抓的女性中，七成超过三十岁，近半超过四十岁，一旦被抓，代价是罚款新台币三万元以下或拘役三天以下，两者都对她们的经济压力雪上加霜。

　　东海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陈美华指出，性产业中，过三十岁的就可称为“中年”弱势，就结果看来，惩罚的主要对象显然是性产业中相对弱势的底层性工作者。至于那些酒店、招待所，不论学者、妇团、流莺、嫖客，都异口同声：“那些都有黑道白道护航，警察不会去抓。”

　　台湾有个全球少见的“罚娼不罚嫖”制度，是一九九二年清一色男性“立委”的“杰作”。台湾妇援会董事长叶毓兰表示，她对底层妇女非常同情，很赞成娼妓除罪化，“要罚的是嫖未成年者，以及明知对方非自愿者”。

　　也有人认为，更该罚的是在嫖客之上的性产业结构，包括皮条客、获利的守门人及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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