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公务机要费案爆发之初，陈水扁为显示坦荡表态愿接受检 方调查，并提出“外交机密”用途的说法。然而在法院对马永成、林德训等人即将审结之际，他却突袭性地将所有发票、笔录等众所周知事实，以领导人特权全部核定为“绝对机密”，并下令永不得公开。

　　一审法院裁定便指出，陈水扁的核定是有意为隐瞒违法及掩饰不名誉，且发票等证据早经“总统府”及“立委”等多人过目，审理中不但律师影印、还在法庭上公开勘验，已毫无机密可言，陈水扁所为是干扰诉讼。

　　文章指出，如此明确的事实，马英九在上任之初，或许基于政治考量，不便以领导人特权解密，结果却是协助陈水扁持续利用抗告等诉讼程序，拖延司法侦、审的进行。

　　文章认为，马英九不应再回避，即使全案部分属性牵涉到“外交机密”，也可用“降密”方式便利侦审后续作为，对于发票、相关人员笔录更可顺势解密，以供公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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