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八种常见犯罪的量刑，出台了指导意见。其中受到关注的是，这份量刑意见对什么样的醉驾属于“轻微”程度，提出了这样的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围绕“醉驾不再一律入刑”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声音认为这是给醉驾松绑，指导意见给醉驾入刑开了一条可伸缩的门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纠偏。多大的罪适用多大的法律判罚，指导意见有利于罪罚相当原则的实现。

最高法出台指导意见的本意很明确，在醉驾酒驾中，确实存在一些情况，本身超标不多，情节较轻微，社会危害小，一律入刑存在误伤、量刑过重的可能性。法律条文在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后，根据运行情况，针对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适时修法，不足的完善，过头的纠偏，让法律条文跟上社会的发展，也是司法进步的应有之义。

指导意见虽然已经出台，但仍属于原则性意见，怎么才算轻微，什么样的情节才不需要刑罚，指导意见并未细说。这就带来一个疑问，情节的轻微严重到底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酒驾的危害在于它会提高事故的发生概率，但就单个酒驾行为而言，未必一定会发生事故，所以如果以结果来衡量，是不科学的，会让很多人存在侥幸心理。这对酒驾治理非常不利。

另一个担心则集中在警方执法过程。以前醉驾一律入刑，达到醉驾标准就刑拘，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指导意见出台以后，就面临标准松动的问题，就产生了在执法、在定罪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区别。同样的情节，不同的民警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处罚。这里面就会有公平问题。更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成为一些人的豁免条款。处罚标准模糊会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就存在被钻空子的可能，那么又该如何堵上这样的漏洞呢？

这都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法律标准越明晰，刚度越高，执法也就越容易操作，公民对自己行为边界的认识也就越清晰，引发的社会争议也就越少，社会阻力也就越小。相反，标准越模糊，自由裁量权越大，空间越多，就越可能被钻空子，执法的公信力越容易受到质疑。

入不入刑，是个非常重要的分割点，除了留下的污点不同，还可能对个人职业前景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在公务员法就有对刑罚的规定。曾经刑罚的不可考公务员，在职期间被刑罚的将开除。正因为关系重大，在标准未细化之前，司法还是应该慎之又慎，平稳度过过渡期，以免被滥用了。

自醉驾入刑以来，醉驾入刑这条法律在治理酒驾问题上的作用立竿见影，社会示范效应显著，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设前提，铁面无私。虽不免带着矫枉过正的局限性，但这种立法精神还是值得借鉴的。酒驾的社会危害极大，对待酒驾不管法律如何规定，都应该从严而不是从宽。

在近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中，对醉驾情况作出如下表述：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法律对醉驾的处罚一向严厉。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提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2013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达到醉驾的，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发布司法解释，除了因为此前法律规定界限较模糊等，显然还出于指导地方法院、检察院等开展工作的需要，明确将醉驾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有利于摆脱现实执法中的左右为难。醉驾的危险性有目共睹，且许多醉驾是完全可事先避免的，用法律特别是刑法威慑心生侥幸者，有利于降低其铤而走险的风险，在道德层面上，更容易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

然而，一锅端地处理醉驾问题，不论青红皂白将一切醉驾都归为危险驾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法学界，关于“醉驾是否一律要入刑”始终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一律入刑有利于保障行人和机动车驾驶者的安全，令肇事者有所惧惮，养成三思而后行的习惯。反对观点则认为，不顾危害的程度差异，一律入刑，极可能模糊不同危害行为之间的界限，令法律丧失说服力、缺乏合理性。同时，事无巨细一律入刑，意味着需额外投入一部分司法资源，在我国司法资源仍相对紧张的态势下，“打击面过宽”是不折不扣的浪费。在《量刑指导意见（二）》中，最高法明确表示：“对于醉驾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除一系列可以技术手段核实的数据外（如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等），意见要求综合考虑实际损害、认罪悔罪程度等相对浮动的因素，这就摒弃了此前一锅端的做法，确保量刑精确到位。

除了对“认定醉驾”等带来直接影响外，《量刑指导意见（二）》或能产生一定的风向标效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提速，普通公民对法律的倚赖程度不断加强。在遭遇各类民事、刑事纠纷时，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付诸法律。然而法律不是万能的，正因为其乃国之重器，才不能轻率更易、动辄便“一律入刑”。近年来，法律特别是刑法的容量不断膨胀，“入刑”似乎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药：因社会上越来越多人不敢做“扶老人”等好事，便有人主张“不做好事入刑”；有人看到任意放生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便主张“随意放生入刑”；等等。这些要求虽谈不上荒唐，但并未考虑到刑法的特殊性。若事无巨细均须以刑法作为衡量标准，实质上也就架空了其他法律和其他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进而使社会渐渐失去弹性，充满暴戾之气。

醉驾或免刑责的规定绝不是倒退，这既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也体现了最高法等对法律这一国之重器的格外爱惜。

【把“醉驾不再一律入刑”理解为醉驾入刑“松动”,或担心由此削弱法律法规对酒驾行为的震慑力是一种“误读”,没有全面理解改革试点的初衷。】

“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记者5月12日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决定自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规定引人关注(5月13日《新京报》)。

表面上看是对醉驾的处罚出现了“松动”,实际上是对罪责相适应的一种更科学的规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的醉驾者出于一种侥幸心理甚至完全无视醉驾行驶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依然驾驶车辆从事运输作业或出行办理各种事宜；有的醉驾则是出于一种“无奈”,比如临时挪车或是短距离经非城市主干道回家等,这两者与其他醉酒驾驶的危害程度就明显不同,如果都按“醉驾一律入刑”进行刑责追究,显然有失公平公正。

况且,对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的任何犯罪处罚,均应根据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有不同的量刑尺度,唯独在“醉驾一律入刑”的规定中,仅以被告人体内酒精含量是否达到醉酒为标准而不考虑情节轻重、危害程度大小、认罪悔罪态度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一律定罪处罚。尽管这样的“一把尺子量刑”对醉驾者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毋庸讳言,制定“醉驾一律入刑”的初衷,既是为了根本性扭转曾经酒驾、醉驾“成风”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是为了解决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酒驾尤其是醉驾的处罚过轻和震慑力不足的问题。几年来的司法实践更表明,人们不仅对酒驾醉驾的社会危害意识大幅提升,警方查处的酒驾醉驾案件数量也明显呈现出“断崖式”下降。更令很多人有切身感受的变化是,现在无论参加任何聚会和宴请,凡是驾车前来的“赴宴”者,鲜有人再敢肆无忌惮地饮酒,其他人也不再硬劝,这也足以说明“醉驾一律入刑”已经收到了巨大社会成效。

同时,也必须看到的是,“醉驾一律入刑”毕竟是针对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司法手段,在彰显对酒驾醉驾的惩治作用和产生巨大威慑力的同时,却也暴露出其线条的局限性。严格意义上说,文明规范的法制体系中本身就不存在“一律”,“醉驾不再一律入刑”既细化和完善了醉驾处罚制度,同时也激励着基层司法和执法机关进一步提高科学公正适用法律的能力。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这类因醉驾情节轻微而被免于刑事处罚的被告人,其行政处罚责任还是要追究的。尤其是公职人员,行政处罚对其个人职业前途的影响非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因行政处罚的从严与加大产生出的更强的威慑力。因此,把“醉驾不再一律入刑”理解为醉驾入刑“松动”,或担心由此削弱法律法规对酒驾行为的震慑力是一种“误读”,没有全面理解改革试点的初衷。

跟帖

确保精准惩处

毫无疑问,“醉驾不再一律入刑”彰显了法治的理性,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其重点在于让每一个醉驾者都能领受到公平公正的刑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科学合理的法治原则,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设计出严密完善的界定标准,从而杜绝量刑的模糊空间,真正确保刑罚对醉驾行为的精准惩处。

重庆　张智全

“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决定自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新规尤为引人关注。（5月13日《新京报》）

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入罪、入刑：“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从字面上理解，对于飙车行为，只有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不论情节是轻是重，不论是否造成交通事故，均构成犯罪，均要判处刑罚（可以判缓刑）。为了确保醉驾入刑的实施，公安部还于当年9月下发通知，要求公安机关“从严掌握立案标准，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

正因如此，这些年来，“醉驾一律入刑”的认知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妇孺皆知的一个法律常识，司机们普遍养成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良好习惯，醉驾案件呈不断下降趋势。也正因为如此，这次最高法出台的新规，明确醉驾不再一律入刑，尽管只是试点、试行，但仍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理性而言，最高法的新规于法有据，准确地说，只是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强调和重申。我国《刑法》总则第13条对什么是犯罪进行了概括性界定，同时明确“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总则第37条则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从法理上讲，《刑法》总则的规定适用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危险驾驶罪自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任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其中自然包括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按此规定，醉驾从来不该有“一律入刑”之说，最高法的要求既是对法律规定的重申，也可视为对“醉驾一律入刑”的认知和做法予以纠偏。

从现实的角度看，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醉驾行为，其危害程度和恶性程度相差很大。譬如有人为了紧急救人不得已醉驾，有人在小区道路上醉驾，有人甚至只是喝酒后在停车场挪一下车，将这些醉驾与一般的醉驾同罪而论、一律判刑，恐怕难言公平公正，也有违刑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早已有对情节显著轻微醉驾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例。

最高法关于醉驾量刑的新规，于法有据且具有现实针对性，但让人心存疑虑的是，何为“情节显著轻微”、何为“危害不大”，以及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判处刑罚”，个中标准、尺度、界限不好把握，往往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加上在新规的影响下，公安机关对醉驾可能不再一律立案，检察机关不再一律起诉，其中的自由裁量空间更大。如此一来，会不会出现选择性司法？会不会让有些情节并不轻微的醉驾逃过刑罚，有些情节确实轻微的醉驾反倒被判刑？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为此，最高法有必要未雨绸缪，进一步明确界限、细化标准，对于什么样的醉驾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一一详细列举，让法院在量刑时有更明确的依据，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力避选择性司法。毫无疑问，相比“醉驾一律入刑”，选择性司法无疑更不公平公正，而且会助长司法腐败。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关于醉驾入刑的规定引起社会关注：“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

这是对“醉驾入刑”的新理解，判罚要综合考虑，并非“一律入刑”。《意见》援引刑法总则第13条、37条为依据，并予以表述说“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一律入刑”是社会普遍的理解，也是醉驾治理传递的客观印象。《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实施，同年公安部下发醉驾案件办理的指导意见，明确通过顶格执法力度确保新法正确实施。执法环节有案必立，司法环节有案必判，几年下来，“醉驾”在普通人心中成为禁忌，多数人已经不敢抱以侥幸心理。

醉驾制造交通隐患，醉驾的恶习曾经也很普遍，这是因为法律上得不到有效治理。许多人对醉驾非常麻木，没有事故发生，不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反而对自己的行为愈加放任。醉驾纳入刑法之初即展现了强烈的震慑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自我约束，甚至因为要随时避免醉驾而改变了整个驾驶习惯。

从立法到法律适用，确实会存在一个调试的过程，调试的目的是更精准，形成有效打击。如果说有的醉驾行为确实情况特殊，可以不纳入犯罪情形予以考虑，前提是不会造成负面示范。举例来说，一个情节轻微的“醉驾”，如何才算“轻微”，是不是完全不会制造交通隐患，是否能避免一般人产生紧张，是否能避免有人因此出现侥幸心理，这都可能会是判罚考虑的因素，也将是具体传递的社会效果。但如果一定的自由裁量导致量刑宽松，醉驾入刑从顶格力度退格，同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忘记当初的严厉，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醉驾的习惯可能慢慢出现回潮，令此前的治理成果前功尽弃。

法律是一把尺子，从外部约束进入人的自我约束，这是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一个法治社会的成长，不光有海量的法律条文，还要有法律的力度，法律效力唯有及时作用于人的一言一行，才能一步步影响并塑造着人的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看，法律适用的调整，应该是让法律的针对性更准确，让法律在日常社会中扮演一个人人都能理解从而敬畏的角色。

自由裁量并不是宽松，前提是判罚标准统一，定罪量刑严格规范。自由裁量容易让人想象到各种灰色地带，利益交易侵蚀法律，恶果往往是极其严重的。几起轰动一时的醉驾案例还让人记忆犹新，血的教训须臾不敢忘记，许多人宁愿相信法律的震慑效果多一些，为什么？正是因为害怕法律一旦松了一个口子，就会出现破窗效应，值得警惕。以“醉驾入刑”为标志，中国法治化进程从国家宏观到社会微观层面加快了步伐，法律规范的对象越来越具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应该要好好的珍惜。

“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最高院日前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决定自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规定引人关注。（5月13日新京报）

2013年“醉驾一律入刑”这一法律正式实施四年来，虽然饱受争议，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酒驾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醉驾数量逐年大幅度减少，醉驾造成的伤害也大大减少，一二线城市醉驾下降幅度达近九成。可以说，“醉驾一律入刑”对一些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人有着巨大的威慑作用。

然而，就在“醉驾一律入刑”刚刚取得效果的当下，突然对此松动，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醉驾虽然危害极大，但毕竟不是每个醉驾的人每次醉驾时都会出事故。如果对醉驾入刑松动，对于虽然醉驾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这意味着，醉驾后只要不出事故，对别人没有造成伤害，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不需要定罪处罚，更不会给予刑事处罚，这无异于纵容和包庇酒驾。

“醉驾一律入刑”一旦松动，那麻烦就来了。首先会在法律上产生歧义。一般的违法行为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情节，如正当防卫中可能出现的防卫过当、犯罪行为中止、过失犯罪等。因而在违法行为的认定方面，可以根据情节不同作出有罪还是无罪的推定。但是，就醉驾就不同了，刑法并没有按照情节轻重认定醉驾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是按照醉驾的性质认定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只要醉驾，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那也就不存在“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犯罪”的问题，只要是酒驾就是违法犯罪。

其次，这个规定可能面临情节轻重如何认定的问题。醉驾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标准很难把控，这可能会使有关执法人员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可能会导致一些执法人员选择性司法甚至司法不公。同样的醉驾有的人定罪，有的人却没有定罪，这样会破坏和削弱司法的公信力。如果对醉驾处理“开一个口子”，公众也会担心有权势的人钻空子。

另外，可能会削弱刑法的震慑作用。“醉驾一律入刑”一旦松动，使很多人又抱有侥幸心理，自以为酒量大，喝点酒头脑还算清醒的，便在喝过酒之后去开车。反正只要不出事，就算被逮到了，也不会入牢，最多罚点款了事。这种松动必然使醉驾的人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祸，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醉驾一律入刑”松动后，表面上看起来使法律更加人性化，保护了一些醉驾人员。但这是在纵容一些人醉驾，不仅是对那些醉驾人员的不负责任，是对他们家庭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广大民众的不负责任。一旦醉驾的变多起来，因醉驾造成的事故多起来，那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民怨，这个场面可能很难控制。因此，“醉驾一律入刑松动”这个洞不能开。

“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记者5月12日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决定自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关于醉驾量刑的规定引人关注。（5月14日《西部商报》）

有些人担心这是开历史倒车，其实也未必。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这种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或主观恶性；二是这种行为是否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后果。如果有公民所采取的行为，主观上没有恶意，造成的客观后果也不严重，那么就不该被认定为犯罪。

而有些情况下的醉驾行为，恰恰属于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人酒后把自己的车辆进行了短距离的挪动，以避免阻碍交通；再比如有人喝酒之后，碰巧遇到身边有人突发疾病，需要他驾车紧急送医。如果根据上面提到的两个前提条件，这样的行为首先没有主观恶性，有些时候还可能是在做好事；其次是在当事人酒后驾车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车祸等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事情，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那么在“醉驾入刑”和“醉驾免刑”之间做出选择，到底哪个更加适合？答案显然是后者。

“罪责刑一致”是众所周知的刑法精神，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最好坚守，如果我们罔顾主观上是否恶性，也不管结果是否产生了实际的社会危害，一律去套“醉驾入刑”的法律条文，则既有失公平公正，也不符合刑法“罪责刑一致”的精神原则。

当然，一些人的担心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有人说醉驾不再一律入刑，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变大，这会不会导致徇私枉法现象。这就需要科学量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标准，同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制约法院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