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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剧《琅琊榜》的火爆,一个惯常的桥段再次出现了——改名。据媒体报道,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已经就琅琊阁的归属权打得不可开交。

11月11日,安徽滁州网消息称,琅琊山风景名胜区内的“会峰阁”,改名为“琅琊阁”。网络流传的“琅琊阁”换匾图片中,琅琊阁三个大字落款竟写成了“苏轼”。而南京人的动作更快。早在9月19日开播之后,就有微信文章指剧中的“金陵”就是南京,其中的“琅琊山”“琅琊阁”就在栖霞山附近。

也许争相改名字的管理者和《琅琊榜》的读者有代沟,他们或者不了解这并非是一部写实的历史剧,而是一部无关真实历史的网络红文,作者海晏只不过是顺手拈来了一个地名。没想到,却成为各方争抢的焦点。 

这样的桥段,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了。比如之前雷人的“哈利路亚山”风波,西门庆故里之争等等。每当改名风波骤起,批评者总会拿文化作为反击的利器。但实际上,这宛若打在棉花上的拳头,绵软无力,而改名者依旧我行我素。

论战与讲理并不是遏制改名冲动的好办法。问题的核心在于增加决策的成本,以限制管理者的政绩冲动。让一些管理者尊重文化难,但让他们守法则更容易。所以这紧箍还要靠法律来套。

各地都有相应的地方地名管理条例。根据相关规定,地名的决策机制是归于地方政府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地名实施统一管理,实行分类、分级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管理工作”。而按照目前还在实施的1986年版《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地方地名的申报与许可是由地方地名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本级政府审核后,由上一级政府审批。以地级市襄樊改名襄阳为例,这次改名就是由国务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

翻看以往改名案例发现,一些地方改名时并没有提请人大表决,也没有召开听证会作为支持。实际上,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的相关管理条例都对尊重民意作出了充分考虑,如上述提及的1986版《地方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三款即含有“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一项;而在广东省的地方条例中亦提出“尊重群众意愿,与有关各方协商一致”。

既然从中央到地方都考虑到了民意,那么就要将其落到实处。所以在改名时举办听证会或者提请人大表决,二者应该择其一。否则,对民意的尊重就难以落到实处。

而提请地方人大表决是否改名则是更好的方案。地名修改关乎一地文脉传承,地名所承载的文化意涵属于所在地的全体人民,是人民的共同记忆,也是乡愁的重要部分。这一事关全民的重要事项,应从行政机构决定转为由人大表决。而人大表决相较听证会更严谨、更庄重,匹配与地名修改这一事项的重要性。

  刘建国

随着架空历史类权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剧中“琅琊山”究竟在哪里也引发热议。安徽滁州、南京、山东等地展开归属地“争夺”。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山悄然把“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其管理机构负责人称:应游客需求,并否认了系为申请5A景区特地做的炒作。

不止是在滁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类似的改名闹剧。比如,武汉黄陂、河南商丘、陕西延安等地,曾为争夺“木兰故里”而激烈论战,最终河南省虞城县胜出。再比如,围绕西门庆故里所在地,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三地开展了争夺战,均同时宣称系西门庆故里等等。

如今,滁州琅琊山将“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不过是改名闹剧的翻版而已,并无多少新意可言。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会峰阁”本始建于明朝,但是更换后的“琅琊阁”牌匾下方的明文则写有“苏轼”二字。众所周知,苏轼是宋代文豪,如此落款,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虽然,目前该牌匾已经换下,新牌匾上已去掉“苏轼”二字,但牌匾更名风波背后的问题则值得深思。

对于一些地方来说,之所以热衷于改个称号,将某些备受现代人追捧的因素嫁接到地域、景点名称,原因无非在于逐利思维作祟。如今,很多地方虚构人文历史,实则迷失了价值方向,而且是对游客的一种误导。作为游客,之所以慕名到某个景点,其目的无非在于原汁原味的风景、历史、人文底蕴等,假如景区内的一切皆为杜撰,如何能够迎合游客的胃口呢?“琅琊阁”亦是如此,当地方嗅到了名称背后的商机,不惜采取蒙骗和欺诈的手段去招揽游客,这种做法无疑是南辕北辙。

更名为“琅琊阁”,其实并不难,但是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文化的敬畏,改名又有什么意义呢?每个地域内的景区,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这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的,任何人无法改变。然而,当利益考量成为首要选择,在原先景区的基础上再裹挟逐利的冲动,景区只会丧失原先的模样,丢掉属于自身的本真。在利益争夺战中,利益蛋糕可能会越做越大,可地域内的景区则已变了味道,甚至完全沦为了攫取财富的附庸工具。

一部电视剧的热播,竟然引发了更名闹剧。不难想象,假如再涌现出其他颇受关注和好评的电视剧,就可能撩动其他地方的敏感神经,改名闹剧也不会成为个例。仔细想想,琅琊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原因正在于其与北宋文人欧阳修具有密切联系。那么,如今滁州非要将“琅琊阁”嫁接到琅琊山景区,不过是对金钱欲望的表达和流露,以欺骗游客的方式杜撰出的“琅琊阁”,又如何算是满足游客需求呢?如此而言,矗立着“琅琊阁”的琅琊山景区,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和不舍呢?

一个景区,已然迷失了自我,被经济利益所羁绊,而带给公众的则是不可名状的彷徨和迷茫。或许,“琅琊阁”曾经确确实实地存在过,而如今却早已被贪婪的物欲所堙没。更为重要的是,若挣扎在利益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只是将改名当成逐利的捷径,地域内的景区文化传承和发展只会走向歧途。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热播后效应不减,引来江苏、山东、安徽多地争抢“琅琊”之名。安徽滁州琅琊山景区先下手为强,径自将“会峰阁”改名为“琅琊阁”,旧匾遭遇冷落,新匾闪亮登场。

这又是一出闹剧。不是说景区不够精明,当地明确说,要以热播剧带动旅游业。但这种精明却散发着浓烈的铜臭味,而且显得无比粗鄙。如此穿凿附会,先不说游客是否认可,古人恐怕也要从坟墓里笑醒。

《琅琊榜》本身是一部架空剧,作者并未点明人物设定于哪个朝代,更未明言“琅琊”所在何地。可笑的是,当地还有所谓专家,为求证“琅琊山”真身,遍查历史典籍,最后推断小说(电视剧)中的“琅琊山”即滁州琅琊山。历史研究也玩穿越,让人哑口无言。你看,这必须先证明典籍中的“琅琊山”即小说中的“琅琊山”,再证明小说中的“琅琊山”即滁州琅琊山,却不知,这逻辑链条是如何搭上的?以历史之实迎合剧作之虚,何其荒唐。这么吃饱了撑着,还不如直接去问编剧本人。

更要不得的,还在于这种“捞一把”的心态。用这样的方式,充其量只能谋一时之利,却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我们已经看过不少类似闹剧。有的地方争抢文化名人故居,还有的地方连传说、小说里的人物都请来安家。例如几年前,也是山东和安徽几个地方,为争夺《水浒传》《金瓶梅》中的虚构人物西门庆,硬生生各自给西门庆找了一个“故里”。滁州琅琊山景区搞的这一出闹剧,也有先例。几年前,张家界借电影《阿凡达》热映,将南天一柱景点更名为“哈利路亚山”,一度就被传为笑话。

地名的背后是人文,人文需要时间沉淀。景点改名并不是不行,但要符合当地历史传统,尊重习俗惯例,而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穿凿附会,迎合时尚。说实话,一个景区、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干一辈子也就数十载,但更名这事情,搞不好就是上百年、数百年的事。如琅琊最初乃山东古地名,从先秦时期就有了;而滁州琅琊始自东晋,因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而名扬天下,至今少说也上千年。会峰阁之前叫会峰亭,即典出于此。当地放着欧阳修这篇现成的文章不做,偏要追逐流行电视剧,是何道理?

过去各地因这种急功近利思维,坏了不少事。归根结底,就在于缺乏对历史的敬畏,以及立足长远的眼光。房地产业兴起,就大肆拆古建筑、名人故居,文化旅游产业兴起,又急着造假古董。来回几番折腾,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糟蹋了,净剩下些廉价的钢筋水泥,以及漏洞百出的伪历史、假传说。如今,连新鲜热辣的当代电视剧本,都当作金矿一样哄抢了,你说丢不丢人?

随着架空历史类权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剧中“琅琊山”究竟在哪里也引发热议。安徽滁州、南京、山东等地展开归属地“争夺”。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山悄然把“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其管理机构负责人昨日对新京报记者回应改名缘由时称:应游客需求,并否认了系为申请5A景区特地做的炒作。(11月18日 中国青年网)

近日,围绕着滁州市琅琊山会峰阁改名琅琊阁一事,琅琊山旅游有限公司给予了正面回应。不过,这份声明显得有些天马行空,会峰阁改名琅琊阁是“应游客需求”。游客“游”着也中枪,也真的是醉了。山还是那座山,阁还是那座阁,改了名的阁就高贵,得了历史真传了吗?结果只能是“呵呵”。

会峰阁改名琅琊阁,无疑是要借助热播的《琅琊榜》博个眼球罢了。不管是琅琊山旅游有限公司,还是南京、山东,都争相加入争抢琅琊阁的行列,捡个相似点就往自己脸上贴金,殊不知,自己的历史风貌和人文素养还在原来的水平上,冠个响当当的名字却不能实至名归,真的有点为了博名与利,仅仅换三个字而已,浪得虚名罢了。

然而,这也不能全怪《琅琊榜》,也不能全怪滁州、南京、山东,谁让热播剧情中有“琅琊”两字呢?谁怪游客和所在地群众“强烈呼吁”呢?从诸葛孔明到花木兰,再到西门庆,甚至包括《西游记》里编撰出来的孙悟空,都成了某些地方热抢的“八辈子祖宗”,这种文化迷失,显然是一种不自信的又一佐证了。

遍地是琅琊阁,显然是不可能、且没必要的事,但却有些地方极力奉行此法,甚至不吝让苏轼老先生穿越千年为琅琊阁题名,实在有些“饥不择食”了。这一点,一些地方确实应该向温商学习一下。温商在缺乏各种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能够闯出温州经商之路,赚世界的钱,靠的不是捡来的名声,而是脚踏实地的努力。

与其到处给自己傍名人贴名词,不如实实在在地搞好本地的历史文化挖掘,不如实实在在地抓好景观保护。会峰阁改名琅琊阁,更别拿“游客”说事,万一哪一天游客群起而反之,滁州又该如何应对呢?倘若某天又出一热播剧,琅琊阁又会否改成“云中阁”、××阁呢?

《琅琊榜》既然是“本片纯属虚构”,连作者都说是依托历史但又架空历史,滁州等地为此挖空心思“对号入座”,确实有些一厢情愿、走偏了路径。

不过,对于当下引起的“琅琊阁”热,也不妨成为一些地方挖掘历史文化的契机,但千万别成了到处“认祖宗”、只知“啃老”的闹剧。会峰阁改名琅琊阁,缺少实质变化的情况,对于5A级景区资质申报,是否也该是个善意提醒呢?

随着权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剧中“琅琊山”究竟在哪里也引发热议。安徽滁州、南京、山东等地展开 “争夺”。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山悄然把“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其管理机构负责人11月16日对记者回应改名缘由时称:应游客需求,并否认了系为申请5A景区特地做的炒作。(11月17日《新京报》)

争夺“琅琊阁”的新闻传出了好几天,笔者一直没有评说的冲动。不是认同这种争夺,而是觉得只要是对发展有利,即使是炒作一下也无伤大雅,只要不是恶意炒作。看了安徽滁州的回应,还是按捺不住说两句的心情。争夺“琅琊阁”也算是一场学术讨论,历史探究,为何偏偏拿“游客需求”来说事?

“游客需求”显然是理屈词穷。“游客需求”总要有理由,是更名“琅琊阁”,游客的心情舒畅了,还是可以从门票收入中能获取利益?既不可能因为改名让旅程变得愉快,也不可能从中获取利益,“游客需求”何从谈起?

争夺历史,争夺地名的事情其实很多。不过,有的确实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确实属于历史探源的范围。这种情况无论其最终目的是什么,都无伤大雅。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去年燃气的“刘邦之争”。对于谁是刘邦的故里?江苏的沛县和丰县就燃气了战火。不过,他们的争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刘邦出生在丰县,安家在沛县,无论怎么说都还是与沛县和丰县有着无法割舍的历史渊源的。但是,有的争夺就纯粹是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了。比如浪击全国的西门庆故里和潘金莲故里之争,就让人们难以理解了。

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是口碑不好的人,暂且不说他们的故里在何方,即使真有历史资料可以证实其就在当地,这也不应该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再说了,把这样的地方搞成景点能起到什么作用?只是看着玩玩,还是传播不正确的婚姻伦理?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是不是也能把潘金莲和西门庆的苟合之地申报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说白了,地方对这些名称的争夺,对这些历史的争夺,争夺的不是文化,而是金钱。发展经济的心情可以理解,在全民休闲时代加强景区的建设和推广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当这种焦渴的心情让自己失去理智的时候,换回来的就很难是发展的阔步了。即使能够一时吸引眼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对事业的伤害。

“琅琊阁”只是一部电视剧里的景点,究竟有没有都还很难说,即使有也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谁的就是谁的,岂能只是为了利益去争夺?目前,安徽省琅琊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已抢先注册了琅琊阁商标。这也是值得追问的:对于具有历史烟云的地名文化,审批部门只能坚持“谁先申报就给谁”吗?

争夺的不是“琅琊阁”,是蚕食利益的满嘴“狼牙”。 游客不会争夺“潘金莲”更不会争夺“琅琊阁”。

随着架空历史类权谋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剧中“琅琊山”究竟在哪里也引发热议。安徽滁州、南京、山东等地展开归属地“争夺”。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山悄然把“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其管理机构负责人对记者回应改名缘由时称:应游客需求,并否认了系为申请5A景区特地做的炒作。(11月17日《新京报》)

电视剧《琅琊榜》热播,剧中的虚构地点“廊州”“琅琊阁”也引发网友关注,早在《琅琊榜》播放之际,很多“考据派”已经纠结了起来。如今,安徽滁州、南京、山东等地展开归属地“争夺”。但观点多数比较保守,认为争夺“琅琊阁”属地是一种浮躁之风。但笔者以为“借势营销”不可一棍子打死,不加区别的一票否决。

《琅琊榜》被誉为2015年的良心剧,其制作精良,剧情的内容和价值观取向也符合如今的主流价值观。这就决定了它本质上和争夺“西门庆故里”“潘金莲故里”等恶趣味的低俗营销是不一样的。由此来说,不能因为《琅琊榜》是电视剧就认为其没有文化价值。作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其走红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投射,为什么不宽容看待,给予其发展壮大的可能和机会呢?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香格里拉的打造。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一块永恒宁静的土地——香格里拉。1996年10月,在云南寻找香格里拉的考察启动了。2001年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香格里拉”如今成为旅游者的天堂之一。毫无疑问,该地原本就风景秀美,但却离不开借势营销。而客观来说,《琅琊榜》并不比一本文学作品就低一等。而我们也更应该意识到,文化是人类赋予的,也是时代赋予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因此在赋予的过程中,只要维系真善美的底线,不同的文化就不该被区分看待。

不妨再谈两个例子,一个是《阿凡达》热播后,张家界命名了哈利路亚山。至今很多人对其诟病,认为现在也销声匿迹了,但这是偏见,关注者可知道,迪士尼也在拟建“阿凡达”景区?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推掉了很多作品,正专心打造《阿凡达》的续集,《阿凡达4》更是定档2019年。另一个是《盗墓笔记》这部经典网络小说,今年长白山景区借机“张起灵回归之日”进行营销,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与之相比的是,《盗墓笔记》第一部叫“鲁王暮”,主要发生地的山东某地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营销理念恐怕不是差一点半点吧?

借势营销本身就不是贬义词,只要营销遵循公序良俗,又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经济上的收入,为什么要歧视呢?就以安徽滁州的“琅琊山景区”来说,在借势营销之前以前有多少人知道?毫无疑问,欧阳修留下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千古名篇,本身更有文化价值,但文化如果没有人去消费和欣赏,那么,它就是死的,不具备价值。而如今借电视剧推广,人们关注到了这个景区,也就顺势连带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品鉴,不是很好吗?

在全国卫视热播电视剧《琅琊榜》引起高度关注的同时,剧中出现的地名“琅琊阁”“琅琊山”也跟着受捧,安徽滁州、江苏南京、山东沿海等地纷纷展开归属地“争夺”。琅琊山和琅琊阁的“真身”究竟在何处,引发了不少读者和观众的兴趣。而近日,安徽滁州琅琊山悄然把“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更是引起轩然大波。(11月16日新华网)

景点是文化的载体,不能凭空捏造。安徽滁州在没有搞清楚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是否就在滁州的琅琊山的情况下,就将琅琊山上的“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琅琊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此回应称,“会峰阁”更名是为了借助热播电视剧《琅琊榜》,配合微信营销,回应网友好奇,吸引网民和游客走进琅琊山。这种做法虽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关注,起到一定的扩大影响的作用,实际上也冒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经过论证后,发现电视剧中的琅琊阁与琅琊山上的“会峰阁”八竿子打不着边,那也就意味着该公司在糊弄民众,游客到了那种地方一看与历史书上或者影视作品中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跑了不少路,花了不少钱却看了一个假冒的“琅琊”,肯定会感到十分失望,当地政府的诚信度也就大打折扣,想扩大影响的想法也许会失得其反。

想靠改名获利,这是一种劳民伤财,自断文脉的行为,更是拔苗助长的政绩冲动。其实,要扩大景区的影响,不是靠改名就能办到的,必须在软硬件上下功夫,与其不着边际地想依靠改名帮助营销,倒不如改变思路,在景区建设和服务上动思路。景区想发展壮大,必须依托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质的服务。试想,如果仅仅通过改名就能使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的话,那我们那些破破烂烂的景区早点换换名字,不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吗?大家都可以坐在家中想个名字不就发大财了吗?

名是虚的,给游客来实的才是真的。景区当务之急就是要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难得的旅游资源,把它建设好,保护好,把游客服务好。俗话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些景区企图通过改名,让其披上华丽的外衣而不干正事,躺在祖宗的功劳薄上吃现成饭,想发展那是痴心妄想,这种思路必须要改一改。

【营造声势毕竟只是辅助手段,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才是制胜之道。巧劲用过了,可能就会弄巧成拙】

“琅琊山顶有一个琅琊阁,琅琊阁每年发布琅琊榜”,近来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让琅琊山、琅琊阁成为备受关注的热词。近日,安徽滁州为让自己的琅琊山风景区借着《琅琊榜》火一把,带动地方旅游发展,把景区内的“会峰阁”改名“琅琊阁”,引来热议。

营销学中有一种“借势营销”,借助社会上受关注的事件推广产品,潜移默化地引导市场消费。而在滁州趁《琅琊榜》借题发挥的同时,秦朝时设立琅琊郡的山东临沂、拥有古“琅邪县”的江苏南京也加入了争抢队伍。可是,花果山好造,“正果”却难修,不是所有的借势都能成功。《琅琊榜》是一部以南北朝时代为背景虚构的电视剧,对于滁州来说,把始建于明朝的琅琊山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这种借势推广旅游资源的结果,很可能拥抱的是虚无,失去的是文化。

一部《乔家大院》带热山西乔家大院,一部《非诚勿扰》带热杭州西溪湿地,傍剧扬名要想成功,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尊重客观事实。仅有几个虚构人物和虚构建筑,怎能代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旅游推介和城市形象宣传,绝不能不顾社会影响和历史事实盲目追求市场效果。事实上,滁州琅琊山本身的历史文化蕴涵足够丰富。打开滁州的文化“琅琊榜”,既有欧阳修留下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千古名篇,又有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皖东文化。守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加挖掘和弘扬,却要到虚构的电视剧里拉郎配,是否值得,要打一个问号。

好酒也怕巷子深,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也是注意力经济,城市形象宣传同样需要争取受众眼球。但是,营造声势毕竟只是辅助手段,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才是制胜之道。巧劲用过了,可能就会弄巧成拙。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当年某名牌白酒为了不错过一次国际评奖机会,不惜自摔酒坛制造轰动。这正说明,用巧劲,还得恰当把握和运用自身家底和优势。片面重视注意力经济,而不考虑自身实际,难免事与愿违。

“心有高标,方可致远。”文物保护也好,文化建设也好,最需冷静审慎、长远考虑,最忌大干快上、好大喜功、拍脑门决策。盲目地傍剧扬名,还只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文化政绩冲动的一个小缩影。从像孙悟空、西门庆这样虚构的小说人物被过度利用,到以“最大炒饭”“最大月饼”等世界吉尼斯纪录为噱头拉升城市关注,浮躁、庸俗、功利、短视等问题让文化政绩的泡沫越吹越大。许多真正记录着城市变迁和文明历史的古建筑,却被摧毁在无情的推土机下。倘若假古迹遍布中华各地,俗文化充斥时代心灵,我们所期待的文化振兴岂不是要大打折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无比渴求得到更多历史文化的滋润,也往往受困于浮躁庸俗乘虚而入的烦恼。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谨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越要懂得尊重文化规律、引领世道人心的重要性。戒骄戒躁,有所为有所不为,珍惜用好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存,我们才能告别文化干涸、精神粗鄙、品位低劣的洼地,站在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得益彰的高地上。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有其历史、文化、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意义。

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

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

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类似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

还有很多具有纪念性质的地名。从早期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很多以“中山”命名的地点,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中山市等。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而命名时的情况与当前不同,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研究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依据。

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

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尊上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國”)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

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

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但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

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为襄阳了。一些地名本来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或是与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举措产生了不少后遗症。

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