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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担当的文艺家

2015-10-13 16:38:33 任艺萍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孙劲贞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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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正活下来的文艺作品,多是蕴含着博大的心与深沉的爱;那些真正被记住的作家与艺术家,多是充盈着道德的善良与人性的温暖

因为创作与生命紧密相连,所以对外的面向社会的担当,与对内的面向心灵的抒情,就成为一些经典作品的典型特征

每次过洞庭湖,见那岳阳楼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字,就会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文正公,想到他哪怕就只有一篇《岳阳楼记》,跻身古往今来第一等作者的队列里也会毫无愧色。其实今天看来,那些真正活下来的文艺作品,多是蕴含着博大的心与深沉的爱;那些真正被记住的作家与艺术家,多是充盈着道德的善良与人性的温暖。他们仿佛是行走在精神天地里的一群巨人,情感充沛,气魄宏大,正道直行,勇于担当。他们的身上,几乎看不到冷漠与萎靡;他们的作品,常常激荡着浩然之气。对于这样的作者,我们可以归纳出很多条创作经验,但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在于他们都具有难能可贵的担当精神。

“担当”一词,蒙尘久矣,当前的摩登人士似已不屑使用,认为那是活跃于上辈人口中的过时概念。担当其实既不高深,也不庸俗,更不过时,担当精神之于文艺创作、之于文艺工作者,好似骨中的钙、肉中的血,须臾不能离弃。那么,担当精神在当今时代具体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它是指一种创作追求,是以诚挚、严肃、勇敢的心,在作品里关心民瘼,挞恶扬善,表达真情,传递思考,直至参与人生的建设与历史的建构。就当下的创作而言,担当精神尤其呼唤创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一种雄健的精神力量,对某些萎靡的创作风气敲警世钟、做狮子吼,以求重新提振文气、濡养人心。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文艺创作似乎在疏离担当精神,一些文艺作品呈现出匍匐爬行、无力挺立的精神格局。以文学为例,那些热衷于书写生活的鸡毛蒜皮、展示人性的龌龊阴暗、暴露人类的欲望隐私的文字,常常大行其道。一些作品讥讽道德,解构崇高,态度轻慢,笔墨凉薄,多的是对胸中戾气的无度宣泄,缺的则是对历史、对生活、对人类起码的尊重与建构。这一类作品,论其形式与技巧,可能较之以往有了新突破,但却无法掩盖奇巧华丽面目之下文学心灵的荒凉——那种经典文学所具有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情感,恳挚的态度,富于同情与理解的心灵,足以感染人、激励人、提升人的精神力量,在它们那里变得一片漫漶,模糊不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作品似乎变成了纯粹的语言狂欢与情绪宣泄,而不再是关乎社会、关乎人心、关乎生命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也许正是当前一些文学作品缺乏读者的重要原因。

钱穆曾经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由此推广开去,一切的文艺作品,都可以说是一种生命之学,是创作者心灵与生命的外化与展现。因为创作与生命紧密相连,所以对外的面向社会的担当,与对内的面向心灵的抒情,就成为一些经典作品的典型特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之文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作品常常生长着一种坦坦荡荡的担当精神。即便到了近代,学贯中西的“五四”一代文人,也依然认为改造国民之精神“首推文艺”,由此把写文章“开启民智”当作了毕生事业。鲁迅所说的“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体现的正是一种自觉自愿、大哉伟哉的担当精神。

我们本来是有这样一条优秀传统的,只可惜如今这传统在许多人那里“不传也久矣”。今天,担当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希望文艺创作者视担当精神为文艺的亲友而非仇雠,成为一个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的创作者;成为一个书写时代变迁而不只是个人趣味的创作者;成为一个具备博大胸襟与精神力量,能够开出光风霁月的艺术境界的创作者;成为一个始终以严肃、认真之态度对待创作,以作品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们境遇的创作者。唯有修正创作态度,敢于勇于担当,我们的文艺作品才有望产生经典之作,我们的创作队伍才可能再现“大家”身影。

具而言之,担当精神体现在创作态度上,是希望创作者从一己之私中走出来,让自己的作品接通火热的生活,接通百姓的甘苦,接通时代的脉搏。创作者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为谁创作的问题,这个创作对象,不应只是一己趣味,而要涵盖广阔生活,面向芸芸众生。中国传统艺术中有很多经典之作,都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大地苍生。如果看过龙门石窟的雕塑佛像,我们会感受到,无论是北魏时期的秀骨清像、身体前倾、面带微笑、目光下视,还是隋唐时期的健硕丰满、朴达拙重、眉眼慈祥、神情可亲,都无一例外地流露着愿意亲近人间、关怀现世的气息,因而极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与认同。

担当精神体现在思想主题上,是希望创作者秉持敬畏之心,对历史、对生活、对伟大事物保持一份理解与热情,不仅仅能够在作品中“破”,更能够在作品中“立”,能够把一种向上的文化理想与健壮的精神力量,通过作品传导给受众。古往今来的创作者,若论谁的处境最困厄,司马迁可能首当其冲,他蒙羞忍耻,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但却并没有因此就去写阴暗与暴戾的文字。《史记》讽刺的人物虽多,但这些被讽刺者也依然带着大量可亲可爱的因素,因为司马迁是以同情与理解之笔,去书写即便连自己都感到厌恶的人与事,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使后世读者不至于认为他是在借文字以“报私怨”。司马迁的情感是如此浓烈恳挚,对于命运的理解又如此深入骨髓,当他描写那些不顾命运之渺茫而矢志奋斗、却又终归失败了的人物时,我们常常觉得他不仅完完全全地投入了自己的一颗心,亦是在对自己“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剧命运长歌当哭。一本《史记》,就如此以雄健的文字、浓烈的情感,把作者的一颗博大心灵,永远留给了后世读者。

担当精神体现在美学风格上,常常使作品呈现出质朴、雄健、厚重,甚至勇猛的特征。这些作品因为要反映时代现实,贴近生活与大众,所以常常是质朴的;因为要张扬文化理想,提振世道人心,所以常常是雄健的;因为要保持丰富的同情与理解,承载人类的艰辛与痛楚,所以常常是厚重的;又因为要对抗现实的诱惑与偏见,指向未来的希冀与光明,所以还常常是勇猛的。这绝非说,别的美学风格就与担当精神绝缘,而只是说,当我们阅读那些富有担当精神的经典作品时,常常会获得一些规律性的审美感受。我们听那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不是一种勇猛的呐喊?我们看徐悲鸿寄寓了爱国热忱的《奔马图》,是不是弥漫着雄健的气息?我们读鲁迅的杂文、巴金的小说、曹禺的戏剧、郭沫若的诗歌,直至苏俄文学中那些灿若星河的不朽篇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那多是一种质朴的、雄健的、厚重的创作?当然,不管最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样的创作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劳动,焚膏继晷,劳力劳心,这样的作品一经分娩,便意味着生命之结晶与心灵之升华,便常常成为文明长河中永不熄灭的灯塔。

担当是一种自觉,支持和催生这种创作自觉的动力,是树立正确的文艺观。“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艺作品有着与天地并生不朽的伟大价值,这种伟大价值不仅取决于形式之美与识见之真,而且决定于道德之善。道德的完善不仅不会削减文艺作品的魅力,相反还会在整体上提升文艺作品的品格。可以想见,只有那些真诚、正直、勇敢的创作者,那些把真、善、美熔于一炉的创作者,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勇于担当、有所建树的创作者,才能最终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崇与爱戴。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3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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