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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陵江到富士康
www.fjnet.cn 2011-04-18 09:56  秦晖 来源:东方早报    我来说两句

一年多过去,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悲剧的冲击已渐平息。富士康不仅重新站住了脚,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责任。

我国大量企业确实是血汗工厂。但血汗工厂就会导致密集自杀吗?如果按我国一般现实状况看,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要说“奴隶砖窑”、“夺命矿井”这类恶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

而如果我们延伸视线,就会发现“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20多年来一直有这类现象。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农村姑娘。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

1980年代尚未发生国企产权改革,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是国营,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血汗工厂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时曾有材料说,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个人感情”问题轻生。正如20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这些“个人感情”问题背后是严重的社会背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农村的困境。

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夺命煤窑”没有发生劳工密集自杀?因为那里没有融入问题。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标地,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年农民工,“新生代”较少,只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命钱回家。但20年前的嘉陵江和20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无法接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这种“中国特色”的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血汗工厂”工人所曾经历的。

富士康事件表明,“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已经迫切。在住房问题上“既无福利又无自由”的“流动劳工”制度不能再持续下去。“流动劳工”家居化的趋势难以回避,这就要求“或者给自由,或者给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不能两者都不给”。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宿舍问题”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官员与管理层提到一个设想,就是不再建设这种集体宿舍,而改用给工人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让工人自己在厂区附近租房住。

拥有20万员工的富士康厂区周边现今就为“城中村”包围,当时富士康员工中据说近四成“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基本上就是在城中村做租户。在官员与富士康管理层看来,这些城中村条件很差,远远赶不上“高福利”的富士康集体宿舍。而且这里也陆续面临“改造”,到时租住其中的员工难免会被“不补偿不安置”地赶走。那么,他们为何不愿住在“高福利”的集体宿舍里,而愿意住在贫民窟般的城中村,还要冒着随时被驱逐的风险?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成家嘛。别的不说,过着家庭生活的劳工尽管在贫民区,比集体宿舍里单身劳工的自杀率还是要低得多。当年的南非如此,中国会有所不同吗?

但一些官员对此却有另一种思路,他们认为“高福利”宿舍区自杀频发的原因是“管理”不够严,他们建议由政府代替资本家来管理宿舍,以中国特色方式解决员工自杀问题。不过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出现密集自杀现象,而我们从20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这种现象已延续多年,其中原因到底是“中国特色”太少了呢,还是这一特色太多了?(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有删节,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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