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确不是易事，它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因为它和“三农”问题交织在一起，脱离“三农”孤立地说发展农村教育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关心农村教育的人，为农村教育寻找出路的人，给农村教育制定政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现在的农村，也不知道农民的需求、农村社会的需求。在农村教育问题上拥有话语权的人，无论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其实都是城里人。虽然很多人也是农家子弟，自认为很了解农村，但自从考上大学那天起，他们看农村的视角已经是城里人的视角了，他们谈论的农村其实是记忆中的农村。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学者和官员也时常去农村调研，可短期调研始终还是不能真正深入变化中的乡土中国，而专家学者们又哪有时间和精力能像当年的陶行知先生那样长期扎根农村？

更何况，我们现在不少有关农村教育的政策，根本就没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上4点起来，走走那15公里的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批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这句话，虽然简单，却一语中的。

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需求，这可能是很多关于农村教育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或是效果南辕北辙的根本原因。而且，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西部农村和东部农村完全不同，各地农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大相径庭，但我们的农村教育政策基本都是“一刀切”。

这次《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要落实这些要求，教育部门必然还要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我们希望，无论是为政策出台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们，还是最终做出决策的专家和官员，都能“多走走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