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2009年的春天有些过分寒冷和漫长。这似乎是一个英雄神话破灭的季节，从年初开始，国学大师文怀沙、画家黄苗子、翻译家出版人冯亦代，先后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说实话，我对于中国文化这些大人物一向敬而远之，绕道而行。这心态中隐含一判断：就是不相信那个无处可逃的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仅仅只有受害者的面孔。当然，在那段时间肯定有不同的面孔，有殉道者的面孔，有受害者的面孔，也有现在看来似乎模糊的面孔。在我看来，前面的人是圣人，中间的是有尊严的，愿意为尊严献出生命的人，后面的，活下来的，是有人性无法避免的先天弱点的，常态的人。所以，当我看到潘采夫在评论中说黄苗子告密事件的严重在于它让很多人珍藏在心里的一些东西碎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心中那些东西，碎了就碎了，因为这些我们珍藏在心里的东西是没有承担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经过康德所谓“批判”的，它的价值本身就有折扣。因为，不能承受苦难的美德常常是迷信，我们不能用虚伪指责虚伪，用迷信来指责迷信，即使制造虚伪迷信的人是受害者。另一个层面，加害者与受害者，这两种身份从来就不是那么清楚的。都是一股洪流中被裹挟的棋子。 　　

　　朱正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转述了巴尔扎克讲的一个同样关涉告密的故事，一个名叫米旭诺的老姑娘做了告密者，最后被伏盖公寓的人们驱逐。朱先生的结论是，即使米旭诺不愿意充当密探的角色，也会有其他房客做告密者，被警察盯上的伏脱冷先生依然会被送进监狱，问题是，在巴尔扎克笔下，米旭诺似乎有拒绝的可能，但是在黄苗子、冯亦代时代的中国，选择谁，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而每一个选中的对象，何尝有说不或者不高兴的机会？ 　　

　　章诒和写的冯亦代，我离那个文化圈子，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非常遥远，其中故事究竟有多少水分，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一些细节，倒是非常符合我对那个时代的体认，特别是冯亦代文字表露的一个被选中者心理微妙的变化：兴奋，希望，真理附体而遗忘人类基本价值的忘形，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这些难道仅仅属于那个所谓特定时代里特定的人如黄、冯、章吗？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时代，不过扪心自问，如果早生上那么几十年，如果偏巧命好，家里有钱，父母又给个聪明的头脑，读完西南联大，混进了京城精英圈，也被看中，成为候选告密者，这个时候，我会怎样？不敢想，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未必比章诒和女士笔下的冯亦代先生“正面”到哪里去。这样想来，我似乎也应该忏悔。 　　

　　文怀沙事件的真正兴奋点在于，中国二十世纪大时代对于一个有点才又没有什么大才，没什么品格却也没有做过大恶的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捉弄和这背后的荒谬，而随后的黄苗子和冯亦代，我们依然看到了这股洪流对于国人的裹挟和捉弄。而且这股力量，不仅仅是现实形态的，甚至进入到精神形态，成为每个人的道德、信仰，取代我们的判断，成为了非理性的审美。从此，总有一股力量让人们心怀恐惧，总有一股力量让我们感激涕零，总有一股力量让我们放弃自己选择的自由，在这股力量面前，我们分不清加害者与被害者，我们伤痕累累，我们自我审查，泪流满面，精神分裂。　　

　　所以，面对这些文化老人的沉默与尴尬，面对他们的伤痕，我震惊，同情，却始终没法“痛恨”，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痛恨他们的资格。而另一方面，简单“痛恨”这些老人，也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正视苦难和苦难中脆弱的人性，开启一条经过批判建立属于人的真正有承担的伦理观念，是非观念，道德观念的道路。而这，也许是文化老人们留给中国最后一笔财富———即使未必符合他们自己的规划。（谢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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