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长期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有很大成绩，也不能不有许多失误。在党的指导思想逐渐离开正确的方向，虽有起有伏、总的趋向是越来越 “左”的情况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怎能脱出这总的趋向之外呢？错误的反胡风运动，陆定一就是主持此事的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嘛。中宣部机关的“反右派”，先是反了一批“小右派”。所谓“小右派”，指的是职务小，基本上是到机关不久的大学生、小干部。后来深入了，反了一批“大右派”，即机关的一批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大干部。“右派”，无论大小，反错了都是冤案。“小右派”遭受的折磨和苦难，并不见得比“大右派”轻，一般说还要重。不过“大右派”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大。中宣部反出来的“大右派”，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七大和八大代表李之琏，以及属于中宣部机关党委的文联作协的总支书记黎辛。他们作为机关党委的干部，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于他们一九五五年被打为反党集团的申诉。由于李、黎在受理此案的调查工作中的客观态度，被指责为有倾向性，在反右派运动和文艺界反丁、陈及诸多文艺家的高潮中，李、黎都被认定是为丁、陈翻案，被打成右派，划为极右分子。中宣部机关开批判李、黎的总结大会，陆定一讲话。讲话一开始，陆定一就厉声说：“李之琏、黎辛退出会场去！我讲话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李、黎惶恐无措地退出，听众们也茫然。这是我亲历的一个场面，至今还印象深刻。在反右倾运动中，中宣部机关也反出了九条“大鲨鱼”，以秦川（科学卫生处的前任处长、当时任宣传处处长）、袁靳为首，自然也属错案。听说陆定一复出以后，还向秦川表示过道歉。

但是，无论是全国的运动或者是机关的运动，我觉得都无法过多地深责陆定一个人。我以为，陆定一在中宣部长岗位上的最大失误、而且比较起来更应该责备他个人的，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直有三条思路。一条思路是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青年学生尤其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一条是强调以工薪收入为生的被雇用的职员和教员，其阶级成份是职员，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土改中划阶级和建国后立工会，都是这样明确规定的，全国总工会里还设立了教育工会；还有一条是，对知识分子又强调其阶级出身和所受教育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思想上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政策，概括地说，是八个字：争取、团结、教育、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