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从走私问题、中国官民、浪人活动、共产党与共产军、找口实、对华工作六个方面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内的各种情况及各方情形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说明，并由此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迫切性、方式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对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了鼓吹、催化和先导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其鼓吹、倡导侵略的理论、政策和方针也比比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浩如烟海的侵华理论中，有一份完整、系统、全面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为中日两国已出版的各类史料书籍所没有，即便涉及到此报告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取报告的某个内容或某个方面，让人难观其全貌。这就是日本陆军少将、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写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份秘密情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名为《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是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县市政府“知照”并“以资警惕”的。

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报告认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的逐渐增加，其向国外其他各国的进出口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和不满，纷纷于其本土及殖民地、领属地高筑关税自保的壁垒，以最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帝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这就大大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虽然日本也想与这些国家抗衡并对之进行报复——“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但无奈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岛国，其进口的各种物品，都是其国内生产必需的原料，“帝国无从以自产代替之”。在与欧美各国的商品贸易战中，日本“痛感原料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深信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但是，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蒙古为一广阔之原野，军事上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在经济上却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当前的急需;言资源，日本对之缺乏调查与开发，缓不济急;言市场，蒙古人素来生活落后，加之人口稀少，其容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二、日本帝国虽然对蒙古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却缺乏对蒙工作人员，即使现有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人，也只是处于初期的训练阶段。且蒙古传统的原始游牧生活，也不适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恐占之容易据之困难。三、苏俄素来对蒙古保持着特别的兴趣和注意力，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暂时放弃蒙古，而对之采取“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意指苏联——笔者注）精神之占领”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