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11月下旬，坂垣退助再度抵台。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铁道饭店正式成立，坂垣退助任总裁，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也做了领导人。一些富有阶层人士及知识分子秉着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他们一些“民权”、改良统治的愿望，也积极支持这一组织。一时间，这个由一群日本失意政客、退休官僚、浪人及落魄文人为班底，集合了一些天真的台湾人的“同化会”，颇有声势。尤其是那些台湾会员，或设立俱乐部，或开办学校，或收买报章杂志，怀揣梦想展开了社会政治改良运动。

实际上日本人组织“同化会”，原意是借此同化台湾人，瓦解台民的，反日意志，分化台民的斗争力量。但林献堂在“同化会”中却强烈要求民权，向日本当局争台湾的待遇，并通过报章杂志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同化会”与殖民政策产生了矛盾，1915年2月20日，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正式组建才不过两个月的“台湾同化会”。

“台湾同化会”如此短命，给了林献堂当头一棒。他气恼之余，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无限牺牲”的教导为信条，并不与殖民当局碰硬，而是以一种软性手段，继续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

组织新民会反对日人专制；创办报刊推动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殖民地台湾扩散开来。林献堂和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了这股潮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期望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会获得得和平、自由与平等。而其时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籍留日学生聚会上，爱国学生们形成共识：“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作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