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沿海一带一些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两头在外”的企业停产和转移。这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诚然，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优胜劣汰，企业破产和转移在市场经济下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然而这种相对集中的停产和转移却表明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土地越来越稀缺。第二，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是充裕的，稀缺的资本昂贵，充裕的劳动力便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有了积累，变得相对充裕；劳动力则由于选择空间增大以及用工的规范和对劳动的保护而变得稀缺，变得相对昂贵。第三，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第四，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第五，“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长期存在对外贸易顺差，存在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人民币升值。在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延续这种模式，其效果就会受到极大影响，而且这种模式的先天不足如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等也会显露出来。

　　情况变化了，经济增长模式就应当随之调整。这是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18世纪以前的西欧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18世纪以后差距却越拉越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这样的资源约束条件迫使西欧在经济发展中更强调节约劳动和技术创新，并进而走上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展道路。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国家几乎不需要考虑劳动力的节约，并因此选择了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就当代而言，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初，面对石油危机，日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大降低对石油的依赖。由于在节能、控制污染、产品性能等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子产品等在国际上颇有市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必须调整和提升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方向应当是：第一，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必须重视研发，重视效率，重视自主技术和品牌。我国不少企业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尝试。第二，从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向国际、国内市场并重转变。亚当·斯密当年在《国富论》中就曾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中国不仅要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应当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很大的国内制造业。同时，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应当进一步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编：申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