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担任过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1989年后专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有繁忙的行政工作。为了节约时间研究经济史，他定了十条守则，交秘书掌握，其中包括：不给收费班讲课，不专程到外地讲学，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的董事长、名誉董事和顾问，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等等。坚守这些守则为他挤出了时间。1995年他两次恳辞副校长职务，以集中精力写书。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后，他用几个寒暑拿出了书稿。

　　这是一部当代人治当代史的著作。当代人治当代史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可以说司马迁就是治当代史的始祖。他在总数130篇的《史记》中，用了半数以上篇幅记述亲身经历的西汉史，读来亲切可信。以司马迁为榜样，治当代史者代不乏人。当然，当代人撰当代史有不利因素，例如未经沉淀，某些人和事尚难定论；牵涉到活着的人，关系不好处理，等等。但有利条件更多，诸如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自参与、有亲身感受，写起来准确、真实、带感情；现成材料很多，不必都到故纸堆里翻找，无需作过多的考证，等等。苏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有了解全局的工作条件，又在经济学科有很深的造诣，这些综合因素就是他撰写《新中国经济史》的优越条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志于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记录下来，供决策者参考，供读者学习，为后人提供一部信史。积之40年，他的愿望实现了。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书的价值会日益显现出来。

　　这是一本求真务实的书。作者说：“新中国经济史，是史书。史书必须尊重历史，通过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该书引用了大量资料、档案、文件，加上自己言简意赅的论述，纲目分明地描画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画卷，既有凯歌行进，也有挫折徘徊。从书中可以看到，50多年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是如何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误的，又是如何勇敢地承认错误、坦诚地分析错误、积极地改正错误的，而每次历史的失误都以历史的飞跃作为补偿。作者说：“本书一般不作论证，不作评论，也不作总结，让读者从历史本身的发展去辨别人和事的功过是非。”事实上，书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和精当的评论。这些见解和评论体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优良笔法，也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作者的动机很明确：“我选择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年轻的朋友们。打算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把这一段历史尽可能如实地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下去；什么是错误的，不能再重蹈覆辙。”

　　该书文字清新流畅。读这本书，感到如汩汩清泉，从心头淌过，既启人心智，又给人以美感。读史使人明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经常读读《新中国经济史》这类书，会使我们多一份清醒、理性，多一份信心、力量。周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