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政权先后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也多，许多风俗习惯多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地域上：东面黄河、西望关陇；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水乡，横跨陕北高原、渭水盆地和秦巴山区。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
叶茂，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
一 陕西民风民俗的地域划分和秦、汉时期的发展
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多年已有定论。三十年代初编纂的《续陕西通志稿》说：“陕西民俗，向分三区。”即：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
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历史地位、早期经营及至西汉初期的尚农遗风，《史记·货殖传》说：“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
关于陕北地区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地域特点与习尚，《册府元龟》说：“秦始皇遗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背景，与陕北腰鼓的声象相联系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关于陕西地区的早期风习，《汉中府志》说：“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寰宇记》说：“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蜀七姓于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宁强州志》也说：“宁强州”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都充分显示着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风习的地域特点。
关于对先秦风习的评价，《薛思庵（野录）》说：“读《秦风》喜得无淫奔之诗，见得秦俗好。”显现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渊源。
至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途经霸上，西入咸阳，南屯汉中；回击三秦，建都长安，关内关外风习会合，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秦地风习的变迁、特点及其重大意义，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传》中有段颇为深切的概括和论述。谨转录如下：
“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这段评论，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
二、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风民俗及生产习俗的发展
汉、魏、两晋这一历史阶段，方土游侠、道教、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产生相应变化。
方土游侠至汉时，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
《随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鬼神，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贵焉！”当地习俗的特色，还是浓烈的；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至唐，民风民俗与官府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已日，赐宴曲江，都人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
《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毯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帛三匹，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毯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糜酒，即重酿酒也。”
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路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楼、茶肆林立，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酒肆也频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
李白《少年行》曾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作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中全国。白居易就有“胡饼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密切关联的。
陕西农业，源远流长，生产习俗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前发展着。
关中地区，人们群众赞颂水车的谜语，谜面的文字是：“曹操独坐中原，身披八挂衣衫，领兵千千万万！”
其中，首句指水车正中顶端的立轴；中句指嵌在立轴上的平轮及其辐网；末句指架在立轮轴上成串循环车水的六、七十个木制铁耳水筒。群众把千年实践演化来的生产工具及其习俗拟人化地融入这一谜语，广泛流传，可看出其随时美化其令人神往的新的生产习俗。
在陕北高原，经几千年实践、发展、创造，农业生产也有所提高。《延绥镇志》记载说：“每到七月十日‘中元日，’农家早向垅头，择禾之长茂者，悬五色彩旗，名曰‘田幡’！”既含有对佳禾的推崇、祝福丰收之意，也在开启人们逐步走向“择嘉禾以选种”的理想境界，以收“母壮儿肥”之效。其景象、习俗也同样是美好的、迷人的！
至于陕南水乡，生产习俗则更有一番景象。《城固县志》说：“小满前后，农各插秧，谚曰：‘水执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则创造并反映了另一相当高的精神境界。其所含哲理与表现的艺术手法也是令人叹服并值得深入体味的。也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的确是无穷的，值得重视学习的。
三 陕西民俗中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习俗的内涵与作用
（一）陕西与生产习俗相关的有祈富求福迎神赛会等活动。如《天禄阁识禄》说：“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乐郊外，朝往暮返，谓之‘迎富’”。我国古代以社、稷为土、谷神，立社（祠）祀奉，“春祀秋尝”，祈赐丰收。
（二）与伦理有关的习俗也很多。“慎终追远”，敬礼祖先方面，有清明节扫墓、夏暑“奠墓”“清暑”“中元，麻姑献祖”十月一日送寒衣，冬至与“腊日”祭先等。
在敦崇伦常、和睦乡里、重视姻亲方面的习俗也比较多。对骨肉至亲，除元旦合家拜尊长、拜弟史、叔（媳）拜嫂，除夕合家守岁，对童稚有“压岁钱”外，出嫁女儿、女婿、外甥、外甥对母家、岳家、舅家逢春节、麦熟、忙罢、中秋要拜年，“看麦熟”“看忙罢”“送（中秋）节”；母家、岳家、舅家则对女儿、女婿、外甥逢灯节、暑夏、端午、重阳要“送灯”“探夏”“送（端午）节”“送（重阳）糕”！另外在和睦乡里方面，也形成了许多“善里亲邻”的风习。春节时，家拜之后就是出拜、相互邀约饮宴。《咸宁县说》；“元旦，士大夫风兴吉服拜祖先毕，以次拜父史，出拜师长、新族；齐民亦然。”
此外，关中地区，新婚后还有“新婚妇拜户”的习俗。
（三）健康卫生文体活动习俗方面，腊月二十三祭灶后要“扫舍”、迎接新春，各地很普遍。冬尽春至，妇女适时外出活动，以增进健康，各地也多类同。冬尽春至，妇女适时外出活动，以增进健康，各地也多类同。冬尽春至，少年士女、全民分别以各种名目、形式作文体活动，以娱悦身心，增进健康，且各有特色。
（四）岁时节令中，慰孤，施舍和开展公益活动的习俗也有许多。如清明节的拜扫孤坟、无主坟。逢节舍饭，各地也比较多。
（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省内外、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传说中的故事、人物、历史人物以至域外人物也逐步进入民俗生活，以至于专门立会，进行追念。其中如：①追念女娲氏“炼石补天”的“补天补地”，就很普遍，且产生较早。②二月二日是药王庙大会：《西乡县志》记述说：“二月二日高坪寺药王大会，男女毕至，踏青选胜，采野菜供食”。其他如耀县药王山等地都有此会，传说二月二日是孙思邈生日。③清明寒食扫墓，除注入纪念介子推的意义外，也扫军墓。④端午节，吃棕子，赛龙舟，饮雄黄酒，除前者注入了纪念屈原的意义后者因有了“白蛇娘娘和许官人”的《白蛇传》故事，更加印证了饮雄黄酒祛邪避灾的效应，而使这一习俗更加深入人心。许多地方端午节竞渡，也极热烈。
四 三秦习尚中的豪气、犟劲与进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三秦习尚中的豪气、犟劲和进取精神，是在社会历史急剧发展中形成、发展的。
秦地为什么能产生这种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和豪气呢？这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传）》中上段话后自问自答所说：“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情、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这就是秦俗所赖以产生的人文基础。而“厚重质直”“强毅果敢”则是三秦子弟的天然禀赋、气质、资性的两个侧面。其中，“强毅果敢”则是燃发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豪气、犟劲的气质、资性源泉。
先秦习尚中的豪气，建立在“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充满不断探索、志在必得、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和犟劲。期间，从国君到将相及民间也莫不如此。秦穆公霸诸侯、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六国是这样，蹇叔谏秦穆公改变“先东后西”策略，王剪论伐楚用兵“必六十万”等生动事迹是这样，一些重大建设事项也同样是这样。
郑国渠修了10年，都江堰的系列工程前后费时近30年，其志不移，终获成功。
秦亡后，经楚汉战争，建立起强盛的汉朝。“汉承秦制”，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三秦习尚中的豪气与从事功业的毅力与犟劲，又有了新的发展。
从急功仗义来说，有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在抗击侵略巩固边防中大呼“匈奴不灭，何以为家”的少年将军；有以“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而还”为幸事的东汉名将扶风茂陵（今兴平东北）人马援；有继城固人张骞之后，投笔从戎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殄灭破坏中西关系的外敌，再次开通丝绸之路的扶风安陵（今咸阳东北）人班超；有出使匈奴被扣、流放北海牧羊“渴饮雪饥吞毡”至死“节不辱”的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苏武等等。
在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则有扶风郡人马钧、夏阳（今韩城）人司马迁与扶风人班固、班昭等。他们功业的所以能立，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进取精神与毅力——“犟劲”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厚重质直”“强毅果敢”的知万三秦子弟中涌现出来的一员。
安史之乱中，三秦志士脱颖而出，与国共存亡的不知凡几。
三秦志士的进取精神与毅力，这一时期在科学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华原（今耀县）人孙思邈的医学，唐京北万年（今西安）人，杜佑的史学（《通典》二百卷）书法上的颜真卿与柳宗元（耀县）前后相辉映；绘画上的万年（今西安）人阎立本，哲学上的北宋凤翔府眉县（今眉县）人张载，都是历史上的一代高峰，对后代都有较大影响。
三秦志士的刚劲敢为——禀赋中的豪迈、刚直与毅力至明清也为有识之士所推崇。明初著名学者宋廉就著有《秦士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及至明末，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终于暴发了农民大起义。而这次覆灭了明社稷的大起义，不仅起自陕西，而且其主要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也多秦子弟。其早期领袖高迎祥安塞人；李自成，米脂人；张献忠，延安柳树涧（今定边东）人；刘宗敏，蓝田人；李定国，榆林人；李绵，李自成侄；李来亨，李绵义子。其斗争也是可歌可泣的。都是三秦了弟中涌现出的草莽英雄！
三秦了弟，进入近、现代后的重大斗争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如有辛亥革命反击清室陕甘总督升允由西府反扑西安的“张云山打乾州”的反击战及抗击洋军阀刘振华围攻西安的“二虎守长安”。
在民族危难中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三秦儿女的优秀代表杨虎城将军率领十七路军与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统一战线组成，三秦志士的豪气得到进一步的展现。抗战初始，西安报刊登载的《新绣包》第四段的歌词就是：
“四绣长安道，平坦路一条，
一队队健儿们出征志气豪！”
更有革命英烈刘志丹、谢子长等，是三秦儿女的骄傲！
解放后，人民歌手，临潼农民诗人王老九来西安，曾赋诗抒情道：“解放门，大敞开，翻身农民走进来……”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欢乐心情，也同时闪耀着三秦习尚中豪气的新的光彩，并显示出历史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五 移风易俗在陕西民风民俗传统中的地位及近现代的发展
陕西、关中自后稷“播百谷以丞民”起，就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形成着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文化。至“公刘立国于邠，风俗以厚”，到“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逐步在扩大岐周良好风习的影响中，懂得了重视民俗考察与移风易俗的重要性。至周公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制礼作乐”，就把考察民俗，进行移风易俗作为一件涉及国家兴衰的大事列上了议事日程。
关于移风易俗的作用与地位，《礼记·乐记》说：“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乐”“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移风易俗，天不皆宁”。
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三秦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北方少数民族崛起后，拟进驻中原，无不设法吸取华夏民族文化在本民族中进行移风易俗，然后才得以有所作为。这种情况，在史籍中也屡见不鲜。
唐以后，政治重心东移；辽、金、宋、元战乱相接，破坏严重。及至近代，欧风东渐，民气渐开。长期存在的各民族在发式与服装款式等方面的斗争，有了新的生机。至孙中山号召革命，自剪辫子，改穿西装，后又自制“中山装”；宋庆龄、何香凝等也自创发式与服装款式。“为国人倡”。留日学生，大多景从。回国之后，风气为之一新，使移风易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风俗一新，使人们眼界大开，观念渐变。经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九月一日西安新军起义，群起响应，清室被推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发了包括剪辫子、禁缠足等在内的成百条法令，进行移风易俗。使当时还较为闭塞的内陆地区一一三秦大地也一新其面目，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安于1912年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易俗社》，以“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也正适应了新旧交替移风易俗的客观要求。
与易俗社相呼应，以李敷仁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化人却通过办报刊宣传革新精神，移风易俗。其中，李敷仁先后主编的《老百姓报》与《民众导报》在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就有较大影响。
我国民俗学的发展，从《五经》就提出“移风易俗”、中经几千年的实践到西安易俗社的建立和实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应重视、继承和发扬。
六 共产党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工作及改工开放中民俗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尊重民族民间良好风习的基础上，曾进行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十三个春秋，每适春节，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和群众一起联欢，看秧歌队、腰鼓队的表演一，热情地接待淳厚的陕北农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拜年，但却严格规定，不得给领导人祝寿，在群众中有良好影响。
1944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参加了中央直属机关为张思德同志召开的追悼会，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讲话最后强调指出，开追悼会的：“这种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在改变旧的风俗方面，起了显著促进作用。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移风易俗的事一贯十分重视，并善于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与一般民俗之间抓住有联结作用的环节，提出纲领性的规约，认真宣传、执行。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建国后《宪法》上规定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都是有针对性的规约，也都在改变旧的军风纪或整个社会风气方面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
前一时期，深入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在此基础上，提出每年三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的等等活动，都是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民俗问题上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十年动乱是一场灾难。“四人帮”搞极左，一时什么都成了“四旧”，横遭摧残。等他们败灭，拨乱返正，民风民俗的发展才出现生机。
几年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拨乱返正，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使民俗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时代色彩来。
其一是生产习俗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一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展，几年来，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业户急剧增多，生产习俗发生深刻变化，科学种田，科学养殖蔚然成风。
其二是商品经济发展，交往增多，观念更新加快，社会习尚发生显著变化一一生产方面，外出“取经”，或请人来村寨“传艺”的事空前增多。为发展生产，欢欢喜喜，落落大方。在许多旅游点的妇女、青年还学会了一些外语，无拘无束地与外宾笑谈生意，西装已进入村寨，西洋管弦乐器，已进入青年自筹的乐队，伴奏迪斯科舞了。
其三是生活习俗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一由于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山原地区的土窑洞或改为砖窑洞、石窑洞，或已改建成砖木结构的瓦房。关中地区“房子单边盖”的习俗也已在让位于“庵间房”，与水泥预制板“平房”以至整村一线起的“二层楼房”。生活上，缝纫机已普遍代替了原始的手工缝衣。在平川，自行车早已代替了步行，以至是以“嘉陵”轻骑代步，变化很大。另外，沙发、电视机、收录机已先后进入农家，促进着生活习俗的变化，并且有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其四是会、社活动习俗在发生显著变化一一已往农村的节日庙会，现在大多已变成物资交流会、以至科技展销会。在关中，在原忙罢祭祀土、谷神的“村会”基础上，户县还兴起了“农民文化节”，临潼搞起了“好媳妇节”，把忙罢“村会”纳入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轨道，坝桥区水流乡在七月七“祈巧会”基础上办起了“赛巧会”。在学科学、用科学，生产致富的巧姑娘、巧媳妇中评选先进，当场赛巧奖励先进与优胜者。对移民风易俗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产生了显著作用，受到好评。
其五是婚姻习俗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一在开放搞活的背景下，新《婚姻法》公布，自由恋爱已由城而乡、而村寨，对已往的包办买卖婚姻是个很大的冲击。
另外，由于经济发展，观念更新，男到女家落户的渐多，西安市新城区北张庄还为婚龄女青年修建“姑娘楼”，招引城市职工联姻。
这一景象，给只有女娃、没有男娃的农户“吃了定心丸”。对贯彻“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既定国策，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总之，几年来，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民俗有了许多健康的发展，对两个文明建设有重大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如十三大《报告》所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与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普遍影响”，在当前条件下，习俗中的陋习恶俗，还伴随着良俗的产生发展而同时存在发展，对两个文明建设产生消极作用，以至腐蚀、破坏作用。如封建迷信、赌博与第三者插足、破坏家庭关系，丧婚大事破费过大，请客送礼、不胜其繁、社会风气也不够好等等。
为制止这类公害，各界呼吁改进工作，加强宣传教育与法制约束。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要“移风易俗，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蔚然成风”。
实践经验证明：民风民俗与整个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因此就需要联系整个社会，分层次解决存在问题，全面规划，各有关方面分工协作，综合治理，把民风民俗纳入健康运行的轨道，使移风易俗的客观要求与既定目标，得以实现，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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