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这是1934年红军印发的《什么是红军》传单上的内容。一张红纸上，476个字清晰可辨。每每读起，李登科都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李登科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的农民，他的爷爷李玉才是一位老红军。“奶奶经常给我讲，所以我记在心里面。当年红25军来我们这发展红色政权，爷爷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翻身的，坚决参加了红军。”李登科告诉记者，爷爷脑筋比较灵活，表现突出，三四个月后就被任命为特务班副班长。

1935年，李玉才回家的时候，遭到地方反动民团的抓捕。他将缝到衣服里的红军传单撕下来交给妻子刘立英，反复交代她：“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你要相信红军。”“你要拿生命担保，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保护好它。”

刘立英虽不识字，不知道传单上写的什么，但她知道红军是好人，这是红军发的传单，便决心将它保存下去。“小时候我见过奶奶身上的伤疤，多少次拷打和审问，她都没承认过。”李登科说。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反复搜查中，刘立英将这张传单夹在家谱里，藏到房檐上，严密保存，即使经受严刑拷打也没交出来。如今，李登科家里保留着一张原比例的红军传单复制件，这是他家的传家之宝；传单原件则保存在郧西县档案馆，成了县里的宝贝。

郧西，地处鄂豫陕交界处，南临汉江天险，北靠秦岭山脉。原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李仁喜告诉记者：红25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来此时力量薄弱，先召开了郧西会议，做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等决定，随后又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说明红25军为什么到此来、红军是怎样的军队等，许多人当天就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郧西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是在保护红军、支援红军中牺牲的。正是有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红25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充实了力量，来时部队2500余人，只用7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在内的6000多人。

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村前村支书贾开化说：当时二天门村78户有76人参军，最多的一家五口全部参军。“当年红25军来时，没到老百姓房子里去，大家知道红军是文明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这句话也一直在郧西县村民丁祥根的嘴边重复。丁祥根的爷爷丁敬礼就是在军民大会当天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抗捐队”，后成为地方游击队的骨干成员，最终却牺牲在反动民团手中。丁敬礼读过书，曾任过镇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委员，红军发布的政策和主张，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自己编了一首歌，走村串户地唱给大家听。

“打富救贫，打富救贫，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能享受，吃得饱穿得暖，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如今，丁祥根仍然记着几句歌词，他这样唱道。

在漫漫长征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红军长征的奇迹，是理想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支撑下的奇迹，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

军民鱼水情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要老公兄弟都去参加红军呀！”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载了红军长征前，宁化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钱款和被装等工作。

“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云南寻甸县柯渡镇一座清真寺里，至今完好保存着红军当年留下的宣传标语，记录了红军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深得各民族群众拥护的历史。

1934年11月，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在长征史中，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有很多很多。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支持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下每一个有力的步伐。

“为什么宁化群众如此坚定地跟党走、支援红军？因为党和红军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原馆长陈端说，红军来宁化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只要家里有人参加红军，苏区政府就颁发红军家属优待证，红军家属家里面的田地也会有人代耕代收。就这样，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是群众自己的队伍。

人民是靠山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这些宣传口号，是红军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的部分内容。

1935年5月19日，中革军委派遣红军先遣队通过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由泸沽前往大渡河。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国民党四川军阀对彝族群众的剥削压迫，当地彝族和汉族之间严重对立。在红军不断的宣传解释下，果基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愿意与红军进行交谈，红军表达出刘伯承希望与彝族首领结为兄弟的意愿后，小叶丹十分高兴，这才有了著名的彝海结盟。

歃血结盟后，在小叶丹等的护送下，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向大渡河疾进，为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赢得了宝贵时间。

再将书页翻至江西于都。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8万余人在江西省于都县集结，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那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于都河宽有600多米、水深1~3米，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河必须架设浮桥，而架设浮桥需要大量板材，怎么办？

于都人民心向红军，把家中可用的板材都捐献了出来。门板、床板、店铺板，只要架桥用得上，就没有人会留下一块，有的老百姓甚至把正在挂果的瓜棚都给拆了。当年一位70多岁的曾大爷，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材捐献之后，硬是把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寿材都送到了架桥工地。

在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下，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于都河。

永远一家人

“睡觉做梦想红军，红军个个笑盈盈。亲亲热热叫老板，和我就像一家人。”这首歌谣《想红军》，传唱的是云南禄劝人民对红军的怀念之情。

红军和人民群众永远是一家人。

在红军长征经过禄劝翠华村时，当年才8岁、家庭贫困的王刘氏遇到了一位红军首长，首长还送给她一件棉袄。王刘氏一直悉心保管着这件棉袄，此后常给子女讲起这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项英、陈毅的带领下，留守苏区的红军队伍坚持游击斗争，掩护和保证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有一天，游击队没收了当地土豪的一头牛。项英知道后，及时指示：“你们了解一下，看附近群众耕田缺不缺牛，如果缺，就把牛送给群众。”游击队到驻地附近了解情况后，向项英、陈毅反映，目前群众不缺牛，建议把这头牛杀掉，改善一下生活。陈毅表示：“牛可以杀，但要有福大家享，游击队吃一半，群众吃一半。”就这样，附近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牛肉。

1935年4月，中央军委纵队进入云南寻甸。一些红军战士不懂少数民族宗教习惯，看到村里的清真寺比较宽敞，就在里面生火、做饭。发现这一错误后，朱德总司令亲自向当地群众道歉，并且安排宣传员用紫红土在墙上写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幅标语。红军离开村子时，有一匹军马怀孕了，清真寺阿訇金光明想将自家的骡子送给红军，而红军将这匹怀孕的军马留给了金光明，换了他家的骡子。

无疑，长征是一次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今天走好新的长征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央视网消息：8月10日，再走长征路第61天。

单家集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的兴隆镇，地处宁夏、甘肃的交界地带，1935年5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曾三次路过并驻扎在这里，以单家集南部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1935年8月15号，为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红25军从甘肃进入西吉县，这是进入六盘山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虽然红军只在这里驻军5天，但为了尊重当地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红军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公布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做到了秋毫无犯，赢得了广大回族群众的信任和赞扬，被称为“仁义之师”。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唐睿楠：红25军在到达单家集这一带时，积极与回族群众搞好关系，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军长程子华为了答谢当地群众的支持，手书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送到了清真寺，当时还牵着六只大肥羊，拿着六个银元宝一同送到了清真寺。

同年10月5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西吉县。傍晚，红军部队到达单家集后，马上受到广大回族群众的盛情款待。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宿在单家集南头清真寺北侧一位回族农民的家里。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唐睿楠：毛主席同阿訇马德海就在炕上促膝长谈，主席向阿訇马德海介绍了党的宗旨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一些主张，阿訇马德海则是拿出古兰经向主席介绍了回族的一些风俗习惯。

1936年10月，西征途中的西方野战军所属红一军团再次进驻单家集，驻军40多天。为了救助贫民、阻击敌人，扩大红军影响，在红军的帮助下，单家集成立了回民政府。

8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红军三过单家集留下的历史印记。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的纪念馆里，红军教回族群众制作粉条的油画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80多年前，红25军途经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当时红军队伍中的一些伤员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因为这些红军战士都是南方人，看到当地盛产马铃薯，但老百姓只能通过蒸、煮等简单的办法食用，所以红军就开始手把手教当地的群众制作粉条。

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讲解员唐睿楠：红25军在路过单家集一带时，把制作粉条的技术教给了当地群众，当地群众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把这做出来的粉条称为“红军粉”，现在也是我们当地的一大支柱产业之一，也被称为“红粉”。

“红军粉”既是红军和回族群众鱼水深情的见证，同时也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埋下了种子。

80多年后的今天，西吉县群众不断传承、改良红军传授的粉条制作技术，发展制粉产业。粉丝、粉条、淀粉加工被称为“三粉产业”。仅兴隆镇一地，去年的“三粉”产量就超过一万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王言：从单家集南头的陕义堂清真寺出来，跨过葫芦河，走上四里地，我们就到了兴隆镇王河村。这个村子里好几户村民家中都住过当年在这里养伤的红军伤病员。走进村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还沿用着当年红军传授的“红军粉”，也就是土豆粉的制作技术，当然今天有了更加现代化的包装，还有烘干冷冻等等的技术和工艺，但是村民说，他们依然坚持用手工和面，因为那样制作出来的土豆粉口感更加筋道。“红军粉”不仅是当地村民好几代人的口粮，更是他们祖辈致富的支柱产业。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马正龙：我们靠做“红军粉”发家致富，挣钱盖的房子，没有“红军粉”就没有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记者：咱家做“红军粉”做了多长时间了。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王河村村民马正龙：做了几代人，从太爷爷、爷爷、父亲到我已经就是四代人了。我爷爷和我爸说，做“红军粉”要踏踏实实，不能偷工减料，让更多的人知道“红军粉”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吃上“红军粉”。

80多年前，红军三过单家集。这支抱有坚定革命理想的队伍与回族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80多年后，曾经的一座座黄土山已经披上了绿装，固原地区将在2020年全部实现脱贫。为当地人民谋幸福——当年红军为人民打江山的初心，永放光芒。

“爷爷告诉俺，他心里一直记着毛主席在雪地里给红军讲话的情景，直到去世。”今年83岁的贾生贵老人对记者说。贾生贵是陕西省甘泉县象鼻子湾村村民，从爷爷贾有旺到他这一辈，三代人一直生活在这个陕北小村庄里。

象鼻子湾村的名字取自它背靠的大山，从特定角度看，山的形状酷似大象的鼻子，村子因此得名。

那个时候的象鼻子湾村，是一个藏在大山中少人问津的小村落，村里只有七八户人家。1935年11月初，安静的村子忽然热闹起来。

“爷爷跟我说，一支身穿灰色军装的队伍来到我们村驻扎休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红色的五角星。”贾生贵说，“爷爷说部队在村口的大树前开了一个会，一位湖南口音的领导站在土台上给大家讲话。俺爷爷没上过学，听不懂说了些啥。只记得当时的雪好大，特别冷，很多红军战士衣衫单薄，有的战士裤腿上的布都是一条一条的，根本遮不住寒，但他们腰板都挺得很直，眼睛里放着光。”

当时和村民一起旁听的贾有旺并不知道，他眼前的这支部队，是刚刚走过了艰苦卓绝长征路的中国工农红军；给战士讲话的，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的讲话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总结，阐述了它的伟大意义。”甘泉县党史办原主任史云楼介绍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陕西延安八一敬老院，91岁的梁克兴唱起了这首经典歌曲，将人们带回那段革命岁月。途经11个省区，行走两万五千里，各路红军主力陆续汇聚延安。

老红军刘天佑也曾在八一敬老院生活。刘天佑出生于1916年，2009年逝世，是经历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起外婆刘天佑，雷勇有讲不完的故事。“外婆是四川巴中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给人家当佣人。一次赶集途中，她遇到了红军宣传队，当时就报名参加了红军。”雷勇说，“后来还是红军的首长给外婆取名刘天佑。”

1933年10月，刘天佑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两次过草地。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在部队医院做医务工作。刘天佑曾给雷勇讲过长征的故事，她说：“爬雪山，过沼泽，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向前走，不能掉队。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和信念。”

这种精神和信念，影响着刘天佑的一生。2008年7月2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延安传递，92岁的刘天佑在延安传递第一棒。“接过火炬，外婆执意不坐轮椅，自己小跑了50多米。”雷勇回忆。

“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刘天佑经常说的话。雷勇说，每次见外婆，她都叮嘱自己要踏实工作。

延安八一敬老院副院长张柏亚介绍，敬老院的老人们常结合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向来访者进行红色教育。这里不仅是老红军、老复员军人的家园，更是弘扬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盛夏时节，行走大别山区，宽阔的公路两旁山峦青翠，草木葱茏。远远望见一座祠堂式的建筑，这便是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上图。本报记者范昊天摄）。

军部旧址位于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镇，这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就在这里成立。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不久，留在当地的红军组建红二十五军，军部机关设在七里坪镇许葛楼村闵氏祠堂内。

“国民党军派重兵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面对数量、装备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红二十五军留在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说，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了长征。

在这支近3000人的队伍中有7名女战士，她们是红军医院的护士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接到抽调命令后，戴觉敏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军部报到，参加长征。

戴觉敏的侄孙、红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光荣院工会主席戴福强介绍：“出发后的第三天，部队快过平汉铁路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部队决定给每位女同志发8块大洋，作为留在苏区隐蔽活动的费用。”

“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得知要被留下，7名女战士情绪激动，都表示要跟随部队。最终，部队同意带上她们一起继续前进。

部队转移时，每天急行军八九十里是常有的事。夜间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她们将裹腿解下，连成长带子，大家抓着带子的结扣，摸索着前进。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她们穿梭奔跑，救下许多红军伤员。配给她们驮行李的小马，也都用来驮伤员。部队每打下一座县城，她们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

看到身边的女同志都如此顽强，全军上下斗志更加昂扬，作战更加勇猛。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红军胜利会师，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

新华社武汉8月2日电 题：“红军树”下忆初心、守初心

新华社记者侯文坤、张金娟

俯瞰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的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8月1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北枕长江，东望洞庭，湖北省石首市东部绵延的桃花山深处，三棵葱翠的“红军树”一字排开，“军姿”挺拔，矗立在桃花山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

这是矗立在湖北省石首市桃花山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的三棵“红军树”（8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慢慢走近，伸手轻轻触摸粗壮的树干，或深或浅的凹痕，似是诉说那一段峥嵘岁月。

“这是当年红军刻标语留下的，虽然看不清了，但当年刻在树上的标语也刻进了当地人的心里，‘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工农红军万岁’……”67岁的守树人刘克树，一边用手指在树上的凹痕间慢慢挪动，一边将过往娓娓道来。

67岁的守树人刘克树在桃花山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的“红军树”前讲述“红军树”的故事（8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刘克树已经看护“红军树”31年。他的父亲刘道明是原桃花山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小时候便常常听父亲讲发生在树下的故事。1928年，湘鄂西（湘西北）特委负责人周逸群来到桃花山，便在这几棵树下开展革命活动。赤卫队员用石灰、油漆等在树上刷写了多幅革命标语，向老百姓宣传革命主张。

1930年10月，邓中夏、贺龙率红二军团南征，驻军调关。一天，贺龙来到桃花山检查扩红工作。当时，赤卫队员正在进行集中训练，山岗上红旗招展，口号声声。贺龙信步走到山岗上一排浓荫遮天的树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地说：“这几棵树也是革命的功臣啊！我们在树上刻写过宣传标语，在树下宿过营，现在又在这里扩红练兵，我看就叫它们‘红军树’吧！”

于是，这几棵“红军树”的大名就在湘鄂西苏区传开了。

“树上的凹痕，见证了革命环境的艰苦、先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原石首市党史办主任蔡国松说，1930年前后，国民党重兵多次“围剿”桃花山苏区。在“血洗东山，见树砍三刀”的叫嚣下，国民党清乡队、还乡团杀害老区人民，并销毁一切革命物证和痕迹。当地老百姓没有退缩，为救“红军树”，他们用泥灰将“红军树”上的标语抹平，再用刀雕刻出树皮的裂纹，迷惑敌人，留住了“红军树”，也留住了顽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石首人口不到2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就有3万多人，堪称壮举。”蔡国松说，在石首成立的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红六军、湘鄂西警卫师、十三团、新六军等部队，先后编入红二军团。红二军团南征时，石首儿女又踊跃报名参军，呈现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同参军的动人场面。石首的红军战士，作为红六军、新六军的主力，随红二军团进行了七千里战略大转移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67岁的守树人刘克树（右三）在桃花山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的“红军树”前向他的孙辈讲述“红军树”的故事（8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父亲每次战斗前都要经过‘红军树’下，他和树的感情很深。”刘克树说，后来父亲便一直守着这几棵树，给来往的人讲红军的故事。1988年刘道明去世后，刘克树辞去桃花山镇石华堰福利院院长的工作，接替父亲接续守护“红军树”。“父亲告诉我，贺龙说过，要保护好这些‘红军树’，以后让娃娃知道这里发生的红军故事。”

刘克树说，“红军树”是革命的见证，一批批红军战士从这里出发，前赴后继干革命。

67岁的守树人刘克树在照看、检查“红军树”（8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如父辈一样，刘克树现在也坚守着一个信念，就是将“红军树”守护到底，“我守的不仅仅是树，更是石首儿女的红色精神家园，让红色传统代代相传。”

31年来，刘克树每晚就在纪念园门房过夜。早上一起床，他就来到树下，看看树有没有什么变化，浇水、除虫，隔一段时间就理一理树边杂草，“看着它们我才安心。”

游客在桃花山红军树革命烈士纪念园参观（8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刘克树说，最初这里只有一个简陋的木制红军树亭，来访的人很少。如今，路通了、环境好了，凉亭变纪念园……这个不起眼的偏远小山村，游客络绎不绝。很多革命的后代不远万里，来到树下驻足、凝望，瞻仰先烈。

鉴往知来，守初心。“红军树”越来越茂盛，树下的生活越来越好，但初心不曾改变，革命的红色基因依然在老区人民身上传承。（参与采写：王作葵、张铎）

8月1号，再走长征路第52天。湖北郧西。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建立的根据地。郧西县地处鄂陕交界，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一幢土坯老屋静静屹立，黑瓦黄墙。据当地党史专家介绍，1935年2月19日鄂豫陕省委在这里召开了第20次常委会议，再次提出“大量的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目标。

原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李仁喜：郧西会议在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出发的时候是2900多人，到我们这地方只有是2500多人，力量削弱，因此红二十五军需要发展壮大。

这次会议，明确部队放弃入川，就地创建根据地的目标。这一决策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积蓄力量，北上接应中央红军创造了条件。

为了扩大部队，红二十五军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在印发《什么是红军》传单之后，又刻印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民族政策》、《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其中在《告国民党士兵书》发布后不久，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的一个连就投诚参加了红军。

央视记者黄峰：在郧西县的多个乡镇，至今都还可以见到像我身后这样，写在房子上的红军标语，通过团结农民、发展农民，扩大了队伍。就我目前所在的郧西县关防乡，有一个二天门村，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当年全村一共有78户，有76人参加了红军。

在关防乡二天门村，被当地人记住的，不仅有写在民房上的红军标语，还有一段感人故事。1935年，村民丁敬礼为了反抗地主的压迫，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抗捐队”，因为他读过书，就担任了宣传委员。红军发布的政策和主张，让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为了把红军的主张告诉更多贫苦百姓，丁敬礼自编红军歌谣，走村串户地唱给大家，其中唱的最多的就是“打富救贫”。这传到了反动民团的耳中，他便成了眼中钉。1935年7月，红军大部队北上后，他不幸被俘。

打富救贫，为的是穷苦人，帮的是老百姓。而为了封锁红军宣传的主张，反动民团对丁敬礼进行了非人的摧残，而直到牺牲那一刻，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大家一家，军民一心，历经生死，不改初心。据统计，郧西县的2409名革命烈士中，半数以上是在保护红军，支援红军中牺牲。正是有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充实了力量，来时部队2500余人，只用7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在内的6000多人。

当年，从湖北口回族乡追随红军长征的青年丁起鸿，就是为了穷苦人能过上好日子。后来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了能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丁起鸿给几个孩子都起了特别的名字。

老红军丁起鸿的儿子 郧西县公安局土门派出所民警丁爱军：我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起的名字，老大叫爱民，老二叫爱国，我叫爱军，就是说把红军的这种精神永远刻在我们的名字上，希望我们把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

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广泛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不仅为部队增加了战斗力，也为长征走向胜利吹响了号角。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李茂颖

“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在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柯渡镇回辉村礼拜寺的石灰墙上，一条长10米、宽0.5米，用紫红土写成的大幅标语，无声地讲述着历史的故事。

1935年4月30日，中央红军进驻寻甸柯渡，总部就设在了柯渡村里的四合院，还有部分红军住在清真寺里。当时寺里的掌教金阿訇热情接待了红军。两位红军干部还到金阿訇家里交谈、吃饭，了解当地生产生活风俗。

为了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发动群众，红军在村里积极开展口头宣传和张贴标语，写满了整个坝子。“红军绝对不拉夫！”“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建立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一条条标语成为红军进行社会动员的生动写照。

历经84年，很多标语已经难寻踪迹，而“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这条标语却完好地保存下来，这珍贵的历史遗存背后流传着一段动人的佳话。

当时，一个红军战士因为不了解当地习俗，差点与村里百姓发生冲突。朱德总司令了解情况后，带着红军战士亲自到清真寺的金阿訇处赔礼道歉，并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让人写下了这条14个字的大标语。

金阿訇的后人金荣才回忆道，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就听爷爷讲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寻甸的事情。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强迫百姓铲除红军标语。“爷爷和村民一起砍来厚厚的烧柴，堆在标语前，才躲过了敌人的搜寻。这也是红军和我们回族人民心连心的见证。”

红军在柯渡停留的时间虽短，却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群众纷纷给红军送柴、送菜、送鸡蛋，有老大妈连夜给红军打草鞋，有村民提出为红军带路，还有回族青年主动要求加入红军。12名有志的回族青年被编成回民班。

过去的柯渡镇上，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一位叫毕发斗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回民班中的一员。长征路上，回民班战斗英勇顽强。到夹金山时，毕发斗因后脑勺中弹无法前行，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伤好后没能赶上大部队，历经艰险又回到了老家。除毕发斗外，其他一路并肩作战的回族兄弟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毕发斗去世前一直为群众义务讲解红军长征的故事，临终时，他还叮嘱后人，坟头一定要朝着红军来时的方向。

“爷爷一直说，参加红军是他一生最光荣的事。”毕发斗的孙子毕发刚说，“我母亲和姐姐都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红色基因在我们身上一直流传。”

央视网消息：继续来看“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报道团队，跟随红军挺进金沙江的足迹，从云南寻甸来到了禄劝，寻找红军渡江过程中的感人故事。

7月20日 再走长征路第40天 云南禄劝

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仅靠6只小船，胜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潘涛：这里是云南禄劝，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就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大家看，我身后就是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江水表面看上去水流平缓，但下面却是一股一股的暗流，从这里过去，对面就是四川，四川会理是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1935年的5月，渡口过江的唯一工具就是人工摆渡的小木船。

然而，红军进抵金沙江前，蒋介石就已下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没有船如何渡江？在金沙江畔的皎平村委会我们寻访到了一位叫毛洪银的老人，老毛的师傅就是帮红军渡江的一名老船工，他帮我们回忆起当年的经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镇皎平村党总支书记毛洪银：这些船都拉到上游去藏起来了，就是船工都走了，红军来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小窗口，看见灯光，红军就到那里敲门，这个就是张朝寿（的家），红军把情况一讲，他们是做什么的，是好人，打富济贫的。

在张朝寿的帮助下，红军找了6条可用的木船和37名船工。渡江过程中，让毛洪银的师傅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渡江的有序。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镇皎平村党总支书记毛洪银：37名船工，他是轮流上船，停人不停船。一号船、二号船，就这么按照这个号出，排起来的，编成号挂在船上，然后就是一号船载多少人，二号船载多少人，它这里就摆布好了，很规矩他们这个。

短短几天时间，这个不一样的队伍深深感动着船工们。那时红军给养困难，战士们只舍得喝粥，却给船工顿顿吃肉。整整七天七夜，在37名船工和红军全体指战员的默契配合下，3万多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金沙江。当时船工和红军的一番对话也让毛洪银感同身受。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平渡镇皎平村党总支书记毛洪银：红军在这里，就问，老乡，这么大的水，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杨朝新给他讲，这个水很远啊，它是许多小河，淌到这里就有那么大的水，后来那个红军（就点头说），对对对，就像我们红军一样，队伍边走边壮大。

如今，一座联通川滇的大桥早已修好，两地居民彻底告别了靠小船摆渡的生活，但是这37名船工的名字却永不会被忘却。为掩护全军安全渡江，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的红五军团同样有着伟大而光荣的功绩。他们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把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牢牢挡在红军主力部队之后。

追寻红五军团的足迹，我们来到禄劝撒营盘一带，寻找石板河阻击战的战斗遗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潘涛：一路翻山越岭，我们现在终于到达这个山头的制高点，红五军团修筑的两条军事防线现在还清楚可见，这是用石头和泥巴堆砌成的掩体，从这一端过去大概有100多米，刚刚我在这里站了十秒钟，就有小飞虫不停地往眼睛里钻，红五军团就是在这样的险山恶林中与敌人奋战的。

在崇山峻岭之中，红五军团顽强地奋战了几个昼夜，就在要撤到最后一线阵地的时候，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从江北返回石板河，传达中央军委最新指示，要求红五军团再坚守三天三夜。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红五军团毅然领命。

中共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迎春：干部、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人在阵地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和全军胜利渡江！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的战士，就是不怕牺牲，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自己的战友，那么才保障了这一支部队，实现了这么一个大的战略转移。

5月9日，当接到撤离阵地的命令后，最后一批战士们才顶着狂风暴雨，一口气跑了50多公里赶到皎平渡，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砸毁了6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

金沙激流中，既有巧妙的智慧，又有严明的纪律，既有感人至深的鱼水深情，也有舍身忘我的无畏精神，这些长征故事惊天动地，这些长征精神震撼人心，它们是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源泉和动力。

讲述长征故事 见证信仰力量（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扫描

历史是现实的向导，历史也总能给人以现实的力量。自6月11日“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以来，本报多路记者跋山涉水追寻革命先辈足迹，深情讲述红军和人民鱼水情深、生死相依的感人故事。在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同时，通过笔触和镜头让历史照进现实，让人们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坚定信心，凝神聚力。

追寻长征足迹

每一步都在收获故事和感动，手中的笔不敢停歇

踏着泥泞的小道，瞻仰烈士墓碑；蹚过漫水的独木桥，采访红军家属；钻进狭窄黑暗的山洞，记录当年烈士牺牲的壮烈场景……

“每一步都在收获故事和感动，手中的笔不敢停歇。”记者朱磊把参加这次主题采访活动当成了对“四力”的一次高强度集中培训，“采访任务紧张而繁重，在有限的时间里，大家集思广益，对每一个细节慎之又慎，对每一处文字都要仔细推敲。”

“和众多媒体同行在同一个新闻舞台上竞技，每一天都感觉像打仗，在‘四力’得到锤炼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自身的成长；对于党报记者的初心与使命，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朱磊说。

在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地采访期间，正赶上持续高温暴雨天气。记者薛贵峰和其他媒体同行风雨无阻，坚持到现场，从亲历者与见证者口中了解那段历史，力求让自己的报道血肉丰满。

“我们所经之处差不多都是崇山峻岭，乘车常常要一上午才能到达一个采访点，而红军战士当年急行军有时候一天就是200多里，还要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薛贵峰感慨。

为了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薛贵峰和同事们着意以小切口来展现大主题。“在湖南汝城县，我们翻越两小时山路，去挖掘一张泛黄借据的前世今生，通过官亨村支书胡炳灯和党史专家的生动讲述，再现了党和红军一诺千金、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薛贵峰说，《借据，63年后兑付》一文见报后被广泛转载，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接到采访任务后，记者刘泰山从广州驱车300多公里，第一时间赶到粤北南雄市乌迳镇，寻访红军入粤第一仗的现场。车子停在古老的新田村口，村委会副主任李八斤领着记者，踩着茅草覆盖的泥巴路，爬上村后一座矮山。当年红军侦察连占领脚下这座小山，分头包抄，一举击溃对面修筑工事的敌军，为后续红军大部队扫清障碍。

“头上烈日炎炎，周边热气腾腾，两座小山头草木掩映，看不出当年两军对垒的激战痕迹，但讲起红军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爱护群众的动人故事，村里老人记忆犹新，饱含热泪。”刘泰山表示，红军长征途经粤北的时间虽短，但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永远留在了群众心里。

“追寻长征足迹，见证信仰力量，讲述红色传奇，是增强‘四力’的好机会。”90后记者刘佳华认为，“再走长征路”，关键在“走”，这也是此行最大收获。在广西全州县才湾镇才湾村米花山下的红军烈士墓前，刘佳华采访75岁的蒋石林老人，听他讲述一家三代守护红军墓的故事。访谈结束，刘佳华又主动提出到老人家里坐坐，看看他祖父和父亲的遗物；到米花山上走走，看看那些侧壁长满青苔的战壕；到中学里转转，采访老人的孙子蒋明峰对祖辈守护红军墓的认识……“稿子写好后，我发给当地相关同志看看有无表述误差，收到的回复是：‘比我们掌握的信息还要多！’”

讲好长征故事

前后守望、互相砥砺，才能与历史共鸣、与现实对话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行程已半，本报记者在后人难忘的回忆里追寻岁月的痕迹，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重温跋涉的艰辛，用优良作风和优秀作品告慰革命先烈。

“追寻红色足迹，讲述长征故事，说易也易，说难也难。”记者颜珂感慨。易在哪？长征史料丰富，可歌可泣的素材太多，沉下来，走进去，常有震撼，常有感动。难在哪？参加或见证过那段历史的老人，多已故去，第一手素材不多，细节日渐模糊，如何再现历史温度、引发读者共鸣，是个挑战。

颜珂来到长征出发地之一的福建长汀县采访，这里既有“红旗漫卷”的荣光，也有“残阳如血”的悲壮。松毛岭一战，苏区军民用生命与时间赛跑，为红军主力转移赢得宝贵时间。留守苏区的革命者，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不屈不挠。死亡面前，他们大义凛然，无怨无悔。在深入采访挖掘后，颜珂采用以实带虚的写法，以信仰为主线，努力找寻坚守者的故事。

“从留守苏区的红24师，到英勇就义的瞿秋白、何叔衡，他们在革命遭遇低潮时永不放弃的态度，不正是对信仰最真实可感的诠释？”由他主笔的《信仰之花永不凋零》一文刊发后，备受读者赞誉。

采访中，记者盛玉雷在聆听动人故事的同时，更注重挖掘背后的意蕴。在他看来，一张发黄的烈士证下挂着孙女的奖状，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条蜿蜒的红军小道，今天已是脱贫致富的大路，这是一种力量的重现；孩童齐声唱响红歌、老人义务做起讲解员，这是一种基因的延续……

“讲述长征的故事，需要联系前后的逻辑。比如，红色家庭展的一本留言簿，其实就是观察了解当地红色记忆的一个窗口；长征亲历者在和平年代的言行，其实就是对红军风貌、纪律作风以及长征精神的最佳诠释。”盛玉雷说，前后守望、互相砥砺，才能与历史共鸣、与现实对话。

动人的故事先要“动己”，而叩开心扉的往往是细节。打动记者林小溪的感人细节，“是广东仁化县城口镇的一只红军碗，80多年过去，包碗的红布已碎，瓷碗仍完好无损；是一曲《当红军歌》，广东南雄市油山镇大塘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入学听老师唱，现在孩子们又唱给更多人听……”在林小溪看来，历史的洪流总在细节之处留痕，好故事的回音总在细微之处飘荡。

在采访行进到粤北南雄市乌迳镇新田村时，林小溪遇到了李梅德老人，他曾目睹红军长征入粤第一仗胜利后的场景。

那天，91岁的老人面对记者有问必答，绘声绘色讲活了军民鱼水情。临别前，老人站在近千年的榕树前一再对记者致谢：“你们是为了我们这个村里百姓幸福来的……”林小溪说：“此情此景，终生难忘。古树与老人，仿佛贯穿古今，就像在脚下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上，当年红军紧握钢枪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行，带领人民翻身解放；如今我们手执笔杆迎着暴雨烈日讲述红军故事，同样肩负人民重托，家国情怀一以贯之。”

传唱信仰之歌

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履行好每一项职责中见担当显品格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本报多位记者表示，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自身也接受了一次长征精神的洗礼，今后当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履行好每一项职责中见担当显品格。

记者肖伟光在江西于都县采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祁禄山镇金沙村冒雨重走红军小道。

“那天刚好大雨倾盆，即使穿着雨衣，鞋子也都被泥水浸湿，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当年征途的艰辛。小道窄且滑，我们不断爬坡过坎，一路上不断有人摔跤。有位媒体同行摔倒时，嘴里喊的是‘啊！我的相机’，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哪里摔疼了，而是自己的采访设备和肩上的责任。”肖伟光认为，伟大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传唱好长征这首信仰之歌，记者夏康健曾在炎炎烈日下，匍匐在广西兴安县光华铺阻击战的战壕里，任蚊虫叮咬，只为切身感受红军战斗的艰苦；曾在滂沱大雨中，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翻越老山界，只为现场体验行军的艰险；也曾在塌方的公路上，冒着危险寻找红军烈士的墓碑，只为深情告慰先辈英灵。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参观光华铺阻击战遗址。“阵地在一个小山包上，四周平坦，几乎无险可守，但红军战士硬是和敌人激战了半天一夜。面对死亡，红军战士从未退缩，只为坚守心中的信仰。”夏康健表示，苦难越多，信仰的歌声就越嘹亮，“如今，我们已经开始了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精神仍需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历久弥新。”

参加完主题采访活动湖南段的行程，记者何勇难抑激动，“内心被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位英勇壮烈的革命前辈，一组组震撼人心的片段所充盈着、激荡着，以至于在一次发言中数度哽咽。”

连续多天，何勇和其他媒体同行每天都要到七八个点位采访，早出晚归，在湘南的闷热中写稿到深夜。因水土不服，何勇其间曾中暑，急性咽炎发作。

“我还是不想放过任何一次采访，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走过几个县区，何勇也看了一路的红军路、红军桥、红军林、红军墓……“这其实是在提示我们，我们这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党是怎样走来的，共和国又是从哪里走来的。长征精神必将永放光芒，激励后人。”

“雾锁高山，哪个尖峰可出？火烧原野，这杆红旗敢行！”从重庆酉阳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驱车两个小时到达南腰界。一到南腰界，便见牌坊上写着这样一副对联。

南腰界，曾是贺龙率红三军驻军休整之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二军团由两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缩编为红三军。1934年6月，贺龙率红三军入驻南腰界，陆续成立了以南腰界为中心，纵横100公里的17个区苏维埃政权。在这里，红军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兴学校办医院、创建地方武装，度过了湘鄂西红军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7月17日，记者来到修葺一新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广场，蓝天掩映，群山环绕，广场四周是当地居民新修建的楼房。85年前，这里叫猫洞大田，是红二、六军团8000多人举行会师大会的地方。

1934年10月，经两月奋战，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与红三军会合，集结南腰界。1934年10月27日，红二、六军团在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恢复红三军为红二军团。翌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直入湘西，由此焕发新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革命火种播金瓯，红色基因代代传。红军井、红军街、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大坝场战斗遗址……漫步南腰界，革命遗址随处可见。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是武陵山区革命文物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革命老区。这些遗址和文物完好如初的背后，是南腰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守。

一面军旗、一把大刀，诉说着南腰界群众坚持斗争的革命往事。南腰界游击大队成立那天，贺龙来到游击队员队列前，把一把柄上刻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刀和一面军旗交给游击队长冉隆昌。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大刀是革命的武器，用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红军走后，土豪、还乡团们杀了回来，很多游击队员和亲近红军的群众惨遭杀害。侥幸逃脱屠杀的冉隆昌将红旗藏在土地庙顶的“水晶宫”里，将大刀用油纸包好，藏在家中梁柱的裂缝中，趁夜逃往贵州沿河一带打听红军去向。没赶上红军队伍，他只好隐姓埋名逃往秀山帮人做工，直到南腰界解放。后来，他回乡将红旗和大刀一并取出，作为革命文物捐献给遵义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遗迹，见证着风云年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红三军进驻南腰界后，为宣传党的政策，红军战士用毛笔在南腰界的四方塔式土地庙粉墙壁上书写“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等十大政纲。红军撤离后，南腰界人民为了保留标语，用加盐巴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用黄泥巴、草木灰和锅烟灰进行涂抹，使标语完整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用小刀慢慢刮去薰烟，使字迹重显，由县文管所复制修补恢复如初。

如今走在南腰界红军街上，沿街群众依旧说红军、话当年。村民刘佐根曾听爷爷刘心扬多次讲过贺龙路过他家银铺，请刘心扬修补军号、打造口笛的往事；酉阳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周天武讲述着当年红军医院免费救治百姓，村民们将伤病红军战士接到家中照护的鱼水情故事；南腰界镇副镇长甘红光讲起红三军大坝场战斗时激情洋溢滔滔不绝；酉阳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对红二、六军团会师的细节如数家珍……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记者还在《酉阳文史资料选辑》里读到这样一段话：乡亲们并没有散去，顺路的和不顺路的全都跟在贺龙后头，那队伍好长好长哟……

继续来看“记者再走长征路”系列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这几天一直在赤水河畔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贵州省赤水市元厚镇发回的报道。

7月13日，再走长征路第33天，贵州赤水元厚镇。

元厚镇位于赤水市东南部，这里是1935年1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其中一个渡口，元厚红军渡纪念碑也是赤水河上第一座红军渡口纪念碑。

当我们抵达元厚红军渡的时候，一群小学生正在这里上户外实践课，他们整齐地站在纪念碑前，听讲解员讲四渡赤水的红军故事。

红军故事讲解员肖义伍：同学们，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一渡的地方，红军在我们元厚期间，整个6天时间，人民军队和我们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关系。

给小学生们做讲解的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叫肖义伍，今年已经69岁了，虽已年近古稀，但只要一讲起红军故事，他整个人都充满了热情。

实际上，家就住在赤水河边上的肖老，从1985年就开始做红军故事义务讲解员了，这一干就是34年，中间从没间断。而提到肖老与红军故事的渊源，得从他的舅妈聂永珍救治两位红军战士说起。

1935年1月，在土城青杠坡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成百上千，当时肖义伍的舅舅和舅妈正好碰到其中两个伤员，就悄悄地把他们藏在一个烧炭的废旧窑洞里。舅妈的父亲是草药医生，他们就一起合力救治了这两位红军战士。

红军故事讲解员肖义伍：为两位红军伤员取出了子弹，并且他（舅妈的父亲）又自采自制外敷内服的药，来一次就留下三至五天的药，由我的舅舅、舅妈每天晚上给红军送，送药送饭，一直20多天，我们两位红军伤员基本痊愈。

新中国成立后，肖义伍的舅舅和舅妈才听说，他们当年救的那两位红军战士，其中一个是朱德的警卫员。上世纪七十年代，朱德的女儿朱敏重走长征路，特意来到元厚找到肖义伍的舅妈，代替老红军向她表达感激之情。

红军故事讲解员肖义伍：根本不知道（救的是朱德的警卫员），这是后来朱敏大姐到我们元厚来访问的时候才讲的，从小给我们灌输（讲）的都是她（舅妈）怎样救红军，敌人、卫保长、大地主曾经几次追问逼迫，叫我舅妈他们交出红军伤员，我们舅妈根本（不听），两夫妇坚强，爱憎分明，爱红军、恨敌人，就是这样的。

在采访的最后，肖老告诉我们，他在五年前被确诊为膀胱癌，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继续做义务讲解的信念。今年初，元厚镇政府帮他成立了肖义伍红色宣讲工作室，在肖老的带领下，更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学习讲解知识，传颂红军故事。

红军故事讲解员肖义伍：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共产党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乐意传承我舅妈他们的这种思想精神，时间在变，我的年龄在变，但是讲红色故事的思想不变，只要我能够讲一天，我就要把红色故事代代地传承下去，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时间在变，年龄在变，讲红色故事的思想不变。正如肖义伍老人所说，红军故事、长征精神永不过时，我们宣讲红军故事，就是要把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在新时代走好我们每一个人的长征路。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行进到贵州石阡，一场悲壮的战斗在困牛山打响。百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做出了纵身跳崖的壮举，谱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困牛山三面被河谷包围，山体狭长，地势险恶。当地人说，牛到这儿也会时常迷路，因此得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跳崖幸存红军陈世荣的后人。

1934年8月，陈世荣跟随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当进入贵州石阡境内时，部队陷入国民党24个团的包围中。10月16日，为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十八师师长龙云决定带领五十二团的800多人，用自身当诱饵，将敌人引到军团主力转移的相反方向。

在困牛山，红军组织了多次小规模的突围，最后还剩下陈世荣等百余名战士坚持战斗。而此时，敌军居然把当地老百姓推到最前线，充当挡箭牌。

眼看着敌军赶着老百姓一点点靠近，红军战士无法把枪口对着他们继续战斗。面对步步紧逼，陈世荣和战友们退到了山坡的尽头，那是一处二十多米高的断崖。退无可退，但与敌人拼命又会伤及百姓，怎么办？

战士们砸烂了手里的刀枪，义无反顾跳下了山崖，用他们宝贵的生命，换来了8天后军团主力的成功会师，也谱写下长征中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

在跳崖过程中，有十多位战士被树木拦住幸存下来，陈世荣就是其中之一。村民把他收养在家中，认作亲人。陈世荣也隐姓埋名，把军号藏到了山谷，直到解放后又找了回来。2001年，陈世荣老人在石阡安详离世，这把见证了困牛山血战的军号被“红军长征在石阡”陈列馆保存。

2002年，贵州省组织多名党史研究者，历时一年多调查考证，终于揭开了困牛山当年的那段壮举。百名红军英勇跳崖，用生命捍卫人民至上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

新华社贵阳7月8日电 题：黎平，红军在这里改变战略方针

新华社记者朱超、李黔渝、张瑞杰

游客在黎平会议纪念馆里参观（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 摄

飞檐翘角，庭院座座，庙堂馆署，鳞次栉比……走进有着600年历史的黎平“翘街”，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让人有“穿越”之感。

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一行，近日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正是在这一黔、湘、桂三省区结合部，召开了红军长征以来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中写道。

“伟大转折的起点”

翘街因两头高中间低、形似扁担而得名，如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在街心地势低处，一座造型考究的徽派建筑上书“黎平会议会址”，对面的“江西会馆”旧址现为黎平会议纪念馆。从纪念馆正门拾级而上，一行红色大字“伟大转折的起点”映入眼帘。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进入黎平。“通道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

这是在黎平会议纪念馆拍摄的还原军民加工军粮场景的塑像（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思维 摄

“为了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在政治局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多数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红军长征史》记载。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城。3天后，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距红军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已过去半个月。受“左”倾冒险主义危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屡受挫折，由8.6万人减至3万余人。

黎平会议会址就选在翘街中间的“胡荣顺”店铺。这栋始建于清嘉庆元年的徽式建筑占地8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进，四周封火墙围砌，店铺以及周恩来、朱德办公室兼住室保留了当时原状，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店铺旁边是德国传教士郁德凯开设的福音堂，当时这里有博古和李德的居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则住在翘街另一头一位清朝进士的宅院里。

游客在黎平会议会址前参观（7月2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据党史记载，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易同军说，当时蒋介石已经断定中央红军欲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调集重兵，布下“口袋阵”。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原计划行军，这可能让剩下的3万多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他说：“黎平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为中央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遵义会议完成伟大转折打下了基础。”

这是黎平会议会址一景（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思维 摄

石仲泉认为，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它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它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

他指出，这决定了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纪念馆一面墙上写着这样的话：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

易同军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告诉我们，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这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黎平会议会址一景（7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王思维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