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

建立在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12日就涉及领土主权及海洋划界等仲裁庭本无管辖权的事项作出了非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对此,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仲裁庭裁决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资  讯 

近期南海局势:有人期待降温 有人煽风点火

即时 | 2016-07-30 12:20

近期南海局势:

有人期待降温 有人煽风点火

7月24日,在极力将其所谓南海仲裁案相关表述加入东盟外长联合声明无果后,菲律宾似乎意识到,其南海政策需要进行转变了。

菲总统淡化南海问题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7月25日的国情咨文中,以非常低调的姿态阐述了其对南海问题的态度。杜特尔特称:“针对西菲律宾海,也即南中国海问题,我们坚决肯定并尊重常设仲裁法庭的判决,并将此作为和平解决、管理冲突的重要促进。”他同时表示,菲律宾愿意同域外有利益关联的国家进行多边或双边对话,将继续与伙伴国家构筑反恐和灾害响应的更大共识。

以上是杜特尔特在长达100分钟的演讲中提及南海问题的几乎全部内容。路透社评论认为,在约100分钟的演讲中,杜特尔特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国内问题上,他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引人注目的简单”。美国彭博社评论则称,杜特尔特在国情咨文中谈及南海紧张局势时将语气“放至最低”。

而在更早些的7月15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参加其母校圣贝达学院的一个纪念晚宴上宣布,他拟派前总统拉莫斯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协助开启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谈判。但他还得就此事跟拉莫斯进行磋商,然后恳请拉莫斯“前往中国进行谈判”。杜特尔特的此番表态赢得了当晚宴会嘉宾的掌声。

此外,7月27日,杜特尔特邀请了4位前总统共同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商讨中菲南海争议。这4名前总统分别是菲德尔·拉莫斯、约瑟夫·埃斯特拉达、阿罗约和阿基诺三世。

有意思的是,这5名菲律宾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微妙的个人关系。在杜特尔特竞选期间,阿基诺三世将其称为希特勒,并称若杜特尔特当选将导致“独裁者的重返”,将对菲律宾的民主产生威胁。2001年,阿罗约曾经在埃斯特拉达政权垮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2011年,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拘捕了涉嫌选举欺诈指控的阿罗约。杜特尔特当选后,阿罗约最终被无罪释放。

菲律宾当地媒体《菲律宾星报》评论称,尽管邀请历任前总统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菲律宾政治的一个传统,但此次这5位总统共同探讨南海问题展现出了菲律宾国内对待这一问题时的团结一致。

美国态度软化许多

美国作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幕后推手,与菲仲裁案结果刚宣布时相比,它就南海问题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的表态则软化了许多。7月26日是东盟系列外长会的最后一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向媒体吹风时表示,美方在仲裁案问题上不持立场,不选边站队,但“绝对支持”运用法律程序和外交手段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6日结束在老挝的会议后,克里抵达菲律宾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27日,克里与杜特尔特举行会见并提及了南海问题。杜特尔特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南海问题表态称,如果执着于裁决结果的细节,很难带来有效的对话,与其坚持对抗,不如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各方现在应该开始向前看了。杜特尔特的发言人也强调,两人在会面中确实谈到了仲裁案问题,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日本“小动作”不断

在菲、美就南海问题立场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小动作”却连连不断。继鼓动东盟国家就仲裁案发表联合声明遭遇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坚决抵制后,日本改变策略,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拉拢域外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中国在南海建设军事基地。声明还称,“三国对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表达严重关切,对可能改变现状以及加剧紧张的任何强制性单方面行动的强烈反对,强调避免采取对有待划界区域的海洋环境造成永久性改变的单方面行动的重要性,并敦促所有国家不要采取大规模人工填海、建造前哨并把它们用于军事目的的行为。”

消息人士表示,此份美、日、澳外长声明系日方一手起草并推动。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话表示,南海“对日本而言是事关生死的重要海上通道”,因此,岸田文雄称,“有必要使国际法得到遵守并确保航行自由”,并强调“将与东盟一道为确保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在与菲律宾新任外长亚赛举行会谈时,岸田文雄表示,将与得到临时仲裁庭支持的菲方进行紧密合作,并将切实执行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船的计划,帮助菲方提升沿岸警备能力。

“联合声明”不合时宜

针对上述联合声明,中国外长王毅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表示,一方面本地区国家决心加强深化合作,期待南海局势降温,另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却还在煽动升温;一方面本地区国家都不愿在仲裁案上选边站队,认为这是中菲的双边问题,另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仍一口咬定充满争议的所谓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面世界上70多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理解和支持中国的正当立场,另一方面这个三方声明仍在明里暗里指责中国。

王毅外长还表示,这个声明的发表不合时宜,与形势的发展极不和谐。这个声明与本地区国家正在维护南海稳定的努力不相符合,与本地区人民希望南海局势降温的愿望不相符合,与域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不相符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驻柬埔寨记者 蒋天  

王毅:南海仲裁案的炒作应当退烧降温了

即时 | 2016-07-25 19:32

中新社万象7月25日电 (记者 张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老挝万象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王毅在回答如何看待有些势力炒作南海仲裁案问题时强调,仲裁案给解决南海争端开出了错误药方,应当退烧降温了。

王毅表示,最近临时仲裁庭作出的所谓裁决给解决南海争端开出了一副错误的药方,导致围绕仲裁的纷争与炒作持续升温,一些域外国家尤其兴奋不已,高烧不退,干扰了本地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种状况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担忧、反感和抵制。

王毅指出,药方开错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侵蚀健康的肌体。因此,我们敦促停止这种无谓的政治操弄与炒作,尽快退烧降温,还南海以安宁,还地区以稳定。

在回答中方如何看待未来解决南海问题的出路时,王毅表示,菲律宾前政府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改变了以往有关当事方通过直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的有效方式,使原本和平安宁的南海平生风波,徒增紧张。

王毅指出,事实证明,3年多来,这场所谓的仲裁不仅没有达到定纷止争效果,反而搅乱了地区局势,损害了地区稳定,干扰了中国和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也使中菲关系跌至低谷,这显然不符合包括菲律宾人民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

王毅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要做的是,改弦更张,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正确的轨道上来。(完)

吴士存: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捍卫者

即时 | 2016-07-22 11:37

“菲律宾的诉讼请求虽然被巧妙包装成《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但其本质仍是领土和海域划界争议,领土争议不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调整的范畴。”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作出所谓最终裁决明显是非法无效的。

吴士存说,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DOC”)中,第四条明确规定,有关领土争议和管辖权争议由当事方直接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菲方的诉讼要求违背了其承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南海仲裁案已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菲方背后有西方大国的影子。所谓的仲裁结果尚未公布时,已有一些大国开始利用双多边渠道向国际社会释放信息,要求中国执行裁决。这些大国早已预知仲裁结果,至少已经知道裁决将不利于中国,唯恐中国不执行裁决。因此,可以推测,所谓裁决结果已被有关国家事先设计过。”吴士存说。

吴士存认为,菲律宾提起仲裁以来,中菲之间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不断加剧,所谓裁决只能进一步加剧中菲之间的有关争议。如果其他争端国效仿菲律宾单方面提起诉讼或强制仲裁,应首先评估其代价与收益。强制仲裁的闹剧不仅会恶化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也不能解决领土争议、海洋管辖权争议。重蹈菲律宾的覆辙,或者引入第三方机制,对其他声索国来说不是合算的“买卖”。

吴士存表示,南海事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推动DOC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事关南海和平稳定的机制建设,始终以克制和理性的态度处理与其他国家的争议。

“中国始终在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吴士存说,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是南海争端当事方及所有南海利益攸关国的重要关切。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和南海诸岛的唯一主人,始终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既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建设者也是捍卫者。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自由。吴士存说,这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域外大国的主要关切。南海是重要的海上通道,确保各国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是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的重要共识。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南海航行自由从来没有因争端受到过干扰。

吴士存表示,中国一向坚持由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南沙岛礁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争议,这一主张是中国和其他声索方以及中国和整个东盟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提倡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争议”。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提倡的南海政策之一。对此,吴士存指出,南海问题是涉及国家和争议岛礁数量最多、争议海域面积很广的海洋争端。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并不现实。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在争议海域实施共同开发合作,有助于有关各方积累政治互信,从而为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来源:经济日报 记者:何伟)

中国驻美使馆:外交谈判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唯一出路

即时 | 2016-07-22 07:16

中新社华盛顿7月21日电 中国驻美使馆当地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使馆发言人朱海权本月15日致函《华盛顿邮报》评论部,严正批驳该报在7月14日社论《决定性的选择》中妄称中国在南海的选择是停止岛礁建设或承受局势升级的危险等言论,阐明中方有关原则立场,指出外交谈判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唯一出路。

信函表示,菲律宾前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背离了仲裁需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上的通行实践。仲裁庭超越权限,其涉及的领土争议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范范畴。中国根据《公约》作出了排除性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问题排除在仲裁等程序之外。该仲裁案为滥用仲裁程序打开了大门,损害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国坚决反对所谓裁决,既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捍卫国际正义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信函指出,令人担忧心的是,仲裁闹剧与军事胁迫行为同时上演。美国在南海部署军舰和军机是十足的“强权即公理”表现,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了外交谈判努力。中国始终坚持谈判协商是解决南海争议唯一可行和有效之道,却被菲律宾前政府拒绝。中国已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解决了领土争议,并与越南完成北部湾海洋划界。这一纪录在世界上无可比拟。中国同样有信心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问题,希望菲方回到这一正确轨道。

信函敦促美方作出正确选择,停止军事挑衅行为,促进外交努力,不要用南海问题定义中美关系。

这是中国驻美使馆近期第4次就南海问题致函美国主流媒体。此前3封信函分别刊载于《华盛顿邮报》(5月16日)、《纽约时报》(6月1日)和《华尔街日报》(6月9日)。(完)

法学专家: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所谓裁决没有法律效力

即时 | 2016-07-21 20:12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白阳)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冀平21日说,南海仲裁案中临时仲裁庭发布的所谓裁决,无论在管辖权审理上还是在实体审理上都谬误百出,法律适用牵强附会,是对国际公平正义和国际法治精神的践踏,不具有法律效力。

陈冀平是在当日由中国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共同举办的南海仲裁案法律专家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在会上,外交部、国家海洋局、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60余位海洋法、国际法学者,就南海仲裁案中临时仲裁庭的裁决进行了详细的法理评析。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邹立刚指出,仲裁庭的所谓裁决在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上,在黄岩岛争端等相关事实的认定等诸多关键问题上,都充满了谬误。特别是根据海洋法公约,仲裁庭的管辖范围限于涉及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而岛礁主权不属于其解释和适用范围,自然也不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军表示,判定南海部分岛礁领土主权归属是处理菲律宾诉求的前提,但仲裁庭却将二者割裂。为了绕开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海洋法公约的管辖障碍,菲律宾要求仲裁庭在不处理岛礁领土主权归属的情况下,直接就中国在南海海上活动的合法性等问题作出裁定。仲裁庭简单地接受了菲律宾的一面之词,没有就为何接受菲律宾的说法进行论证,也没有考察仲裁事项与领土主权问题之间的客观联系。

中国法学会声明,海洋法公约旨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海洋法律秩序,仲裁庭的所作所为严重背离了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违反公约以谅解和合作的方式解决海洋法争端的精神,对中国和菲律宾的立场采取双重标准,严重背离了公平正义。

“未来全球海洋权益的冲突与争夺日益激烈,法律在外交博弈中的作用将前所未有地突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提升构建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水平,在国际法、海洋法领域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陈冀平说。

“切割”手法挑战习惯国际法

即时 | 2016-07-21 11:37

7月12日公布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中,临时仲裁庭认定“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南沙群岛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针对这一裁决,相关国际法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临时仲裁庭所谓裁决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暴露本案实质,且于法无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黄瑶对本报记者表示,临时仲裁庭孤立地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相关条款,试图将岛礁地位与海洋权利和领土主权相切割,这实际上是欲盖弥彰。菲律宾第三至第七项诉讼请求涉及的分别是黄岩岛和其他8个南沙岛礁的法律地位。这些诉求的真实目的,意在否定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由此依据国际法上的“陆地统治海洋”原则,来否定中国基于岛礁领土主权所享有的相应海洋权利,最终达到否定中国在南海活动具有合法性之目的。

黄瑶指出,中国历来对包括黄岩岛在内的整个中沙群岛和包括美济礁等8个岛礁在内的整个南沙群岛,分别作为整体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然而,临时仲裁庭却选择性地把有关岛礁从南海诸岛的宏观地理背景中剥离出来并凭主观想象来解释和适用《公约》,错误认定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包括太平岛、北子岛、中业岛等多处面积较大的海洋地物都是岩礁。更有甚者,临时仲裁庭还认为南沙群岛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此裁决存在严重谬误,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一方面,临时仲裁庭在南沙群岛整体性问题未构成法律争端、且当事方未提出诉求的情况下,非法扩大管辖权,对南沙群岛的整体性问题进行裁决,严重违反了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另一方面,仲裁庭在该问题上的法律适用严重错误。鉴于中国是非群岛国,南沙群岛属于非群岛国的群岛,应适用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而不是《公约》来进行裁判,因为非群岛国群岛的法律地位属于《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由此可见,所谓裁决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企图使中国在南沙群岛享有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最小化。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贾宇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在行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管辖权和管理南海诸岛的过程中,一直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这体现在命名、立法及政府立场等各方面。然而,临时仲裁庭的所谓裁决却武断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作为整体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又没有提出任何让人信服的理由和法理依据,中国当然坚决反对。

贾宇认为,对国际社会经过平衡妥协达成的《公约》条款,仲裁庭却“胆大妄为”地进行了解释和具体化,提出了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的条件——在自然状态下能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或不依赖外来资源或纯采掘业的经济活动的客观承载力。这种武断而苛刻的解释缺乏国家实践支持,也无其他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裁判的先例。临时仲裁庭自设标准,结论先行,就南沙群岛特定岛礁的法律地位作出裁决,甚至把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太平岛降格为礁,令人瞠目。2016年3月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国际法学术机构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表明,中华先民在太平岛的居住,以及关于太平岛淡水、土壤、植被等涉及农业生产、经济生活等方面情况的几十项证据,足以证明太平岛可以划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一些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还曾身临其境,见证了太平岛具有国际法上的岛屿属性。临时仲裁庭置明显的事实和法理于不顾,对太平岛的客观证据视而不见,也没有援引任何有分量的国际判例或其他国际法渊源,其裁决显然背离客观公正的法治精神。按照临时仲裁庭的逻辑,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屿国家,恐怕国将不国。

贾宇着重指出,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的领土主权争议是中菲南海争端的核心。除了岛礁领土主权争端之外,中菲两国还存在海洋划界的争端。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公约》的调整范围,海域划界问题已被中国2006年发表的声明排除强制管辖事项之外。根据《公约》,临时仲裁庭的管辖权限于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而中菲争议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显然没有管辖权。临时仲裁庭将错就错地接受菲律宾对领土主权问题的包装,裁定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这是一种扩权和滥权之举,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对《公约》所设争端解决机制的认识和信赖。

黄瑶对记者强调,临时仲裁庭全面支持菲律宾关于岛礁地位的诉求,企图给中国相关岛礁建设、渔业执法行动制造压力。临时仲裁庭越权管辖,其行为超出了《公约》所赋予的职权范围,且仲裁过程罔顾事实、曲解法律,显失公平,由此导致临时仲裁庭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的最终裁决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批驳谬误 排除干扰 探讨合作——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综述

即时 | 2016-07-21 11:37

7月18日至19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及专家与媒体见面会在新加坡举行。两场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邀请了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国家的20多位专家学者,并吸引了数十家中外媒体。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及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进行对话,批驳了谬误,探讨了中国与东盟关系未来发展的途径与前景,阐明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意志与大国担当。

南海仲裁自始非法无效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维护本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南海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研讨会上表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披着法律外衣的闹剧,存在严重的扩权、越权与滥权行为。中国对于仲裁案的一贯立场是正确的,是为了维护国际法的正义和公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本报记者表示,南海问题是一个政治而非法律问题。只有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诉诸法律途径。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就意味着法律途径无效。“这个判决如果生效,将会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因素,甚至给世界带来大麻烦。”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余敏友表示,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滥用权利,临时仲裁庭越权管辖,美国强权介入,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法学院院长普拉斯特·阿卡普特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很早以前已经对南海地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管理,所以这片海域被国际社会称为“南中国海”,过去也没有任何国家否认中国的主权。

在媒体见面会上,各国记者也围绕南海仲裁案非法性进行了提问。在回答本报记者的问题时,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及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表示,所谓裁决违反了中国与菲律宾达成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共识,违反了国际法治的原则与要求。

谈判是唯一有效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表示,对南海问题,域外一些国家从隐形介入到公开介入到强力干预,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来体现其南海存在,最终目的无非是借助南海问题更好地牵制东盟、遏制中国。这些做法对东盟一体化进程是个极大的考验。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斯瓦兰·辛格认为,7月12日的所谓裁决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因此南海各方应该开始思考,共同努力以减少仲裁案对地区稳定带来的损害。他说,双边谈判磋商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目前来看,东盟对南海问题还是保持冷静态度,这也为有关各方化解分歧提供了良好环境。东盟明白,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将引领地区全方位合作的进程。”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卡维·钟吉塔翁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在媒体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中国军演从不针对特定目标,希望那些对中国怀有不轨企图的国家尽早收手,中国绝对不允许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发生,“各方一定要回到谈判途径上来”。


让南海成为和平、合作之海

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合作之海。

赵启正在研讨会开幕式的主旨发言中强调,面对当前的南海局势,中国与东盟必须加强对话,排除干扰,聚焦合作,这是最为现实的战略选择。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展开深度合作的潜力也将日益显现出来。通过双方的广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能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

柬埔寨战略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常·万纳瑞斯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都不希望南海的紧张局势影响双方关系发展大局。中国正在成为东盟地区发展的关键伙伴和支持者,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加深与东盟国家的战略互信和地区机制建设。

“中国一贯主张共同开发南海,后因菲方的举动以及域外势力的介入,局势变得复杂。因此在对待南海争端上要先建立协调机制。”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院长孔令杰表示。

在与各国记者交流的媒体见面会上,李国强表示,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和东盟在多个领域保持良好关系,“中国非常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东盟”。

搭建民间交流的平台

各国与会人士对两场活动给出了高度评价,普遍认为活动成为外界了解中国南海政策的一个沟通平台。

赵启正表示,此次研讨会直接面对实际问题,主题突出,各方交流集中。通过交流,不仅表达了中方的立场,而且也了解到各国学者和记者所关心的问题,各方都有收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李明江告诉本报记者,学界的沟通对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促进区域合作具有积极意义。现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普遍共识,即南海问题需要降温,南海地区需要得到和平发展。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沙赫里曼·洛克曼认为,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现了双轨对话的价值。

各国媒体高度关注研讨会与媒体见面会,并通过不同形式报道了两场活动。彭博社记者在采访完赵启正后表示,与会专家不回避尖锐问题,非常有收获。柬埔寨《柬埔寨之光报》记者南索潘对本报记者说,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了解南海问题的重要机会,让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的看法和主张。“参加两场活动的专家学者观点独立公正,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都对南海问题有着深入的见解。”缅甸《北方之星》杂志社总编辑吴温丁对研讨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向本报记者表示,菲律宾前总统在过去6年时间里,不停地给民众洗脑,许多媒体和老百姓都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我发表的文章会让菲律宾社会听到研讨会上发出的声音。”

(本报新加坡7月20日电)

所谓仲裁令南海形势更复杂——访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

即时 | 2016-07-19 10:44

“对相关各方来讲,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主权和划界争端一直都是最好的办法。”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日前在华盛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傅立民担任首席翻译,此后他还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近年来,傅立民一直关注亚洲问题,撰写过有关南海历史的文章。

“菲律宾决定单方面寻求国际仲裁是由国内政治因素驱动的,试图避免国内民众对其外交政策失败的批评。”傅立民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当时提起仲裁只是寻求政治加分。”

傅立民表示,仲裁结果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南海形势更加复杂。“在短期内,临时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事项作出裁决,不利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傅立民认为,不会有国家效仿菲律宾的这种做法。“寻求仲裁对其他国家没有吸引力,临时仲裁庭的裁决不能替代谈判。”傅立民高度评价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他说:“中国主张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我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对于美国在南海所扮演的角色,傅立民认为,美国关注南海“航行自由”,这符合美国利益,但是美国过度介入南海问题,这干扰了中国同争端方的双边协商。

傅立民认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南海问题要靠中国同当事国的直接谈判协商才能解决。“南海问题不是美中之间的问题。南海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岛礁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海洋权益等,美国不是任何一个问题的当事方,无法权衡当事方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必须由中国和直接当事国来推动解决。”

傅立民还指出,在国际上,美国虽然名义上倡导法治,但实际上不遵守国际法的行为在不断增多。“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尊重国际法的行为越来越多,很多美国人对此也持批评态度。”

虽然中美在南海问题上有分歧,但傅立民认为,美中在南海也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同邻国就南海争端达成谅解符合中国的利益,最终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本报华盛顿7月18日电)

无可辩驳的历史性权利

即时 | 2016-07-19 10:43

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非法、无效裁决。这场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多位南海问题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绝不是所谓裁决所能否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仲裁庭所谓裁决不断提到所谓历史证据,然而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对南海历史了解多少,只是一味地罔顾事实,对中国权利横加否定。中国在两千年历史中,有大量史料证明南海诸岛、南海海域,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进行开发经营与和平利用的。在区域内有关国家建立王朝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南海是自己的家园,是中国的传统渔场与作业区。

李国强介绍说,据研究,最晚在明末,就已经有了名为《更路簿》的手抄本,它是中国海南渔民在南海长期从事渔业活动的航海指南,家家户户都有,至少有十几个版本。这些手抄本用当地人独特的语言和方式,记载的“琼人俗名”就有120多,涉及南沙的有70多个,有些一直沿用到现在。其中记载了200多条作业航线,充分表明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进行了长期的和平利用,而且绝对不是小规模。以上史实显示出仲裁结果的不严谨、不客观、不科学。

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胡德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史料证明,在20世纪前,尚未有其他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南海的平静。19世纪末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当局觊觎西沙群岛。1909年清朝政府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东沙、西沙群岛,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立碑明示主权。1933年法属印支当局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中的九个岛礁,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1934年,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南海诸岛岛礁名称,1935年公布南海诸岛132个岛礁的中英文名称,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明确标绘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属中国版图。

胡德坤说,1939年,日本侵占了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1943年11月,在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收复所有失地的要求,得到了美英赞同。《开罗宣言》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国际社会的庄严保证。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李国强强调,在历史上,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及南海“断续线”没有提出异议。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大量外国档案文献、图书资料及地图都显示,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比如,1972年日本出版的《世界年鉴》说:“中国……除大陆部分的领土外,有海南岛、台湾、澎湖列岛及中国南海上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各群岛等。”

清华大学教授约翰·安东尼·卡蒂指出,近年来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陆续发现的档案都证明,中国人上千年来在南海地区活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任何国家、组织和机构都无权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报新加坡、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丁子、张志文、俞懿春、赵成)

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即时 | 2016-07-19 10:41

中国是南海最大沿岸国,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中国利益所在,中国愿同东盟国家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

7月18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东南亚多国知名学者同中国学者一道,就“南海争端解决机制”“南海争端解决途径”以及“南海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对话。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对南海局势形成干扰的背景下,这样一场研讨会很有意义,有助于人们辨清究竟以什么途径处理南海问题、朝着什么方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才是真正有益于地区长治久安的正确选择。

纵观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整个过程,一系列事实表明,菲律宾在美国的推动下炒热南海问题,不是为了解决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争议,而是企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其出发点完全是恶意的。尽管仲裁案策划者试图把本案包装为无关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但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外交部却在正式文件中露出了马脚,宣称本案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和海域”。仲裁案的实质清清楚楚,难怪乎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多位东南亚学者纷纷对其表达质疑和批评。

中菲南海争议存在已有几十年,关于如何管控争议,中菲一度达成了共识,明确了稳定局势、靠谈判解决争议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这首先是对菲律宾提出的。1995年8月,中菲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争议应由直接有关国家解决”;“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声明表述中的“最终”一词明显是为了强调“谈判”是双方已选择的唯一争端解决方式,并排除包括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在内的任何其他方式。2002年,中国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10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此后,2004年9月中菲联合新闻公报、2011年9月中菲联合声明等双边政治文件,一再确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作承诺。由此可见,菲律宾单方面提起非法仲裁,纯属背信之举,明显违背国际法强调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泰国法政大学法学院教授普拉斯特·阿卡普特拉在此次研讨会上发问:“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有东盟国家都需要首先就争端同中国进行对话磋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菲律宾要提交仲裁申请?为什么不先同中国展开磋商谈判?”类似问题,可以说代表了地区人士基于南海问题历史经纬所作出的客观理性思考。

所谓仲裁结果公布后,中国政府发布了题为《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白皮书。白皮书的标题,即清楚表明中国坚持回到谈判桌前的建设性立场。用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一位新加坡学者的话说,如此选择,其根基正是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某些政治力量在放大仲裁案“作用”、制造中国同东盟国家裂缝方面倾注了很大精力,但中国始终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维护中国东盟合作大局的政策立场。“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东盟一向承诺在南海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不介入具体争议。中国是南海最大沿岸国,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中国利益所在,中国愿同东盟国家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

南海问题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

即时 | 2016-07-19 10:41

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18日在新加坡举行。图为与会者合影。

本报记者 杨 讴摄

7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位专家学者,就南海争端的解决机制、途径以及南海区域合作发展进行了探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预设立场,自创规则,罔顾基本事实,作出的荒谬裁决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南海问题相关各方应重回对话解决争端的健康轨道,携手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

临时仲裁庭“拿了大钱,办了脏事,吃相难看,非法无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他说,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披着法律外衣的闹剧,它在程序、适用法律、证据采用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重大错误。临时仲裁庭对本案根本不具备管辖权,存在严重的扩权、越权和滥权行为。所谓的仲裁结果否定历史事实,严重违背了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精神和原则。临时仲裁庭做出的所谓裁决内容也是荒谬的,连太平岛都不是岛屿,真不知道如何定义什么是岛,什么是礁了。“拿了大钱,办了脏事,吃相难看,非法无效”,赵启正用十六个字给临时仲裁庭下了结论。他表示,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回到谈判中来才是解决中菲南海争议的必由之道。

“南海问题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法律也从来未有效地解决过国际争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提到,南海问题是当代地缘政治的产物,是亚太地缘政治的关切点。他认为,中菲之间有许多政治性协议,双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所谓的南海仲裁结果出来后,我们邀请主要东盟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南海问题,共同交流区域发展的建议,共同分享学术研究成果,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临时仲裁庭把司法的公平正义抛在一边,把本案变成了“金元司法”,称得上“拿菲律宾的钱财,替菲律宾张目”。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历史中,有大量史料证明南海诸岛、南海海域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进行开发经营与和平利用的。所谓的仲裁员丧失了基本职业道德,给出了一个非常荒谬、荒唐的结果。

“菲律宾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临时仲裁庭也对菲律宾的诉求‘特别青睐’。”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法学院院长普拉斯特·阿卡普特拉认为,人们可以清楚地从所谓的仲裁结果看出临时仲裁庭的意图。他告诉本报记者,临时仲裁庭在岛礁等一些问题上的裁决让人难以接受。临时仲裁庭应当认真征求当事方都认可的意见,也需要注意到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意愿。


“绝不能让所谓仲裁结果损害中国与东盟关系”

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及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对本报记者表示,临时仲裁庭的组成与一般认为的法治要求不符,其所作所为违反了很多法治原则,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指出了南海仲裁案的实质。他表示,所谓仲裁案仲裁事项的本质是中菲之间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争端,同时涉及海域划界争端。前者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后者已被中国于2006年在排除性声明中所排除,两者均排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性,仲裁庭明显没有管辖权。临时仲裁庭对中国在南海拥有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视而不见,对基本事实进行歪曲。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院长傅崐成对本报记者说,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之所以令许多人惊讶,在于它是一个一边倒的裁决,是在中国自始至终不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在国际社会上创下了非常不好的先例。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斯瓦兰·辛格看来,所谓裁决没有任何政治智慧和实用性,不具有权威性,仲裁者无法让裁决付诸实施。事实上,这个法理狭隘的裁决,只会加剧南海有关各方的冲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像美国这样鼓吹中国遵守一边倒裁决的国家,甚至还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

对美日等域外国家介入、操纵仲裁,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侯毅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一做法最终损害的是南海周边国家利益,损害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美国介入不利于保持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柬埔寨战略研究所董事会主席、联合创始人常·万纳瑞斯对本报记者表示,所谓裁决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东盟关系。“我们要保持谨慎和清醒,不要陷入这种地缘政治游戏的陷阱。柬埔寨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绝不能让仲裁结果损害中国与东盟关系。”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发展至关重要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持续的对话关系以来,中国同东盟政治安全合作不断深入,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人文社会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今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今年9月双方还将为此举行纪念峰会。在中国与东盟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发展才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

赵启正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关系,中国与东盟各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合作共赢才是中国东盟关系的主流。南海争议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与整个东盟之间的问题。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合作发展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樊吉社对本报记者表示,南海问题涉及复杂的外交问题,不是靠所谓仲裁就能解决的,仲裁是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亚洲人民有自己的智慧,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也表示,中国倡议推动了一系列地区合作,中国诚意推动与东盟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这是关系地区人民福祉的大事。有关国家迟早会意识到,在所谓南海仲裁案喧嚣之后,仍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仍要设法提高人民的生活,而这需要合作。

“中国是地区发展的领头羊,从某种程度上说,东南亚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壮大,归功于中国的带动。”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逸山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推动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得到东盟国家的广泛欢迎。万纳瑞斯对本报记者表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也是东盟国家的意愿,中国与东盟建设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发展十分重要。

(本报新加坡7月18日电)

中国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即时 | 2016-07-19 06:58

中国是南海最大沿岸国,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中国利益所在,中国愿同东盟国家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

7月18日,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东南亚多国知名学者同中国学者一道,就“南海争端解决机制”“南海争端解决途径”以及“南海区域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对话。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对南海局势形成干扰的背景下,这样一场研讨会很有意义,有助于人们辨清究竟以什么途径处理南海问题、朝着什么方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才是真正有益于地区长治久安的正确选择。

纵观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整个过程,一系列事实表明,菲律宾在美国的推动下炒热南海问题,不是为了解决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争议,而是企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其出发点完全是恶意的。尽管仲裁案策划者试图把本案包装为无关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但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外交部却在正式文件中露出了马脚,宣称本案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和海域”。仲裁案的实质清清楚楚,难怪乎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多位东南亚学者纷纷对其表达质疑和批评。

中菲南海争议存在已有几十年,关于如何管控争议,中菲一度达成了共识,明确了稳定局势、靠谈判解决争议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这首先是对菲律宾提出的。1995年8月,中菲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争议应由直接有关国家解决”;“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声明表述中的“最终”一词明显是为了强调“谈判”是双方已选择的唯一争端解决方式,并排除包括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在内的任何其他方式。2002年,中国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10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此后,2004年9月中菲联合新闻公报、2011年9月中菲联合声明等双边政治文件,一再确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作承诺。由此可见,菲律宾单方面提起非法仲裁,纯属背信之举,明显违背国际法强调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泰国法政大学法学院教授普拉斯特·阿卡普特拉在此次研讨会上发问:“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有东盟国家都需要首先就争端同中国进行对话磋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菲律宾要提交仲裁申请?为什么不先同中国展开磋商谈判?”类似问题,可以说代表了地区人士基于南海问题历史经纬所作出的客观理性思考。

所谓仲裁结果公布后,中国政府发布了题为《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的白皮书。白皮书的标题,即清楚表明中国坚持回到谈判桌前的建设性立场。用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一位新加坡学者的话说,如此选择,其根基正是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决心”。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某些政治力量在放大仲裁案“作用”、制造中国同东盟国家裂缝方面倾注了很大精力,但中国始终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维护中国东盟合作大局的政策立场。“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问题。东盟一向承诺在南海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不介入具体争议。中国是南海最大沿岸国,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中国利益所在,中国愿同东盟国家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

专家:中国在南海拥有无可辩驳的历史性权利

即时 | 2016-07-19 06:58

7月12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非法、无效裁决。这场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多位南海问题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绝不是所谓裁决所能否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仲裁庭所谓裁决不断提到所谓历史证据,然而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对南海历史了解多少,只是一味地罔顾事实,对中国权利横加否定。中国在两千年历史中,有大量史料证明南海诸岛、南海海域,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进行开发经营与和平利用的。在区域内有关国家建立王朝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南海是自己的家园,是中国的传统渔场与作业区。

李国强介绍说,据研究,最晚在明末,就已经有了名为《更路簿》的手抄本,它是中国海南渔民在南海长期从事渔业活动的航海指南,家家户户都有,至少有十几个版本。这些手抄本用当地人独特的语言和方式,记载的“琼人俗名”就有120多,涉及南沙的有70多个,有些一直沿用到现在。其中记载了200多条作业航线,充分表明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进行了长期的和平利用,而且绝对不是小规模。以上史实显示出仲裁结果的不严谨、不客观、不科学。

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胡德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史料证明,在20世纪前,尚未有其他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主权要求。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南海的平静。19世纪末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当局觊觎西沙群岛。1909年清朝政府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视东沙、西沙群岛,并在永兴岛上升旗鸣炮、立碑明示主权。1933年法属印支当局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中的九个岛礁,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1934年,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南海诸岛岛礁名称,1935年公布南海诸岛132个岛礁的中英文名称,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明确标绘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属中国版图。

胡德坤说,1939年,日本侵占了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1943年11月,在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收复所有失地的要求,得到了美英赞同。《开罗宣言》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中国收复南海诸岛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国际社会的庄严保证。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李国强强调,在历史上,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及南海“断续线”没有提出异议。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大量外国档案文献、图书资料及地图都显示,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比如,1972年日本出版的《世界年鉴》说:“中国……除大陆部分的领土外,有海南岛、台湾、澎湖列岛及中国南海上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各群岛等。”

清华大学教授约翰·安东尼·卡蒂指出,近年来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陆续发现的档案都证明,中国人上千年来在南海地区活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任何国家、组织和机构都无权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报新加坡、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丁子、张志文、俞懿春、赵成)

起底临时仲裁庭:柳井与临时仲裁庭的那些勾当

即时 | 2016-07-18 15:03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这场闹剧的角色分工相当明晰,有编剧,有导演,有主演,有配角,也有跑龙套、敲边鼓的。其中,日本外交官、国际海洋法法庭前任庭长柳井俊二在组建临时仲裁庭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一手搭建了临时仲裁庭。他的独特身份、特殊背景、过往言论、政治倾向等因素,都与《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的规定相违背。这决定了这个仲裁庭从组建之日起便存在公正性与合法性的原初缺陷。

柳井的职业形象:“亲美遏华”的“右翼鹰派”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BHP)第十段明确指出,与争端一方当事国存在的过往联系,可能构成对法官公正性质疑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过往联系往往取决于法官的过往职业背景。

在柳井漫长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有两个鲜明的烙印。一是“亲美遏华”,二是“右翼鹰派”。而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的职业背景和政治取向,构成他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任职时的价值取向底色。

柳井1961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此后40年间,先后出任条约局长、综合外交政策局长、外务审议官(副外长级)、事务次官(最高位阶职业官僚)、驻美大使等多个要职。

在外务省任职期间,柳井曾参与钓鱼岛问题、日美安保等敏感事项。1996年10月,柳井代表日方,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副外长级磋商,主要议题包括钓鱼岛、日美同盟、历史问题等。1997年8月,已升迁至事务次官的柳井在记者会上暗示,日美防卫指针的适用范围将包括台湾海峡。

2001年10月,因卷入外交机密费挪用丑闻,柳井受到严重训诫处分并遭解职。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职业污点的人物,2005年被日本当局举荐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出任法官,并于2011年至2014年担任法庭庭长。2014年6月,柳井连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但不再担任法庭庭长。

正是在柳井担任庭长期间,菲律宾单方面发起了南海仲裁案。庭长的权限使柳井得以组建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

安倍政府和阿基诺三世政府的这种“默契”,恐怕已经很难以“巧合”来描述。


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时,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戴尚志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因素。他同年1月29日在《南华早报》撰文指出:“日本的角色将受到质疑。”

戴尚志举出两处“可疑性”。一,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上台。2013年1月,外相岸田文雄选择马尼拉作为出访第一站,并承诺向菲律宾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

日本外务省发布的1月10日日菲外长会谈概要显示,岸田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围绕南海问题达成共识:重要的是,所有相关国家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并就(南海问题)继续合作达成了一致”。戴尚志在文中提醒说,考虑到“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因尖阁群岛/钓鱼岛而日渐紧张,有人会质疑,在岸田文雄访问后不久菲律宾就提出这一法律挑战是否巧合”。

戴尚志点出的另一个“巧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根据《公约》附件七第3条,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指认、组建特设仲裁庭。

从后来围绕组建仲裁庭的事态进展看,不得不说,戴尚志的直觉是正确的——5人组成的临时仲裁庭中,除一名德国籍仲裁员为菲方指派外,其他4名分别来自法国、荷兰、波兰、加纳(英国双重国籍)的仲裁员均由柳井一手指派。

其间有个小插曲。柳井一开始指派的首席仲裁员是斯里兰卡人品托,但品托因妻子是菲律宾人请求回避。

其实,更应该回避的正是柳井本人。


一边当“国际法官”,一边当“首相智囊”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8段明确规定,法官/仲裁员从事的司法职能以外的活动不得与司法职能相冲突,不得减损其司法任职的公正性。

然而,柳井作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硬伤”恰恰在于,他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任职期间“一心两用”,并深度参与到与日本军事、安保政策密切相关的政府智囊团中。

小泉政权期间,柳井被选为首相咨询小组“安全保障和防卫力恳谈会”成员。2007年,安倍晋三组建首相咨询小组“安保法制恳谈会”,选用柳井出任会长,重点讨论修改与集体自卫权解禁相关的宪法解释。后因安倍辞职,“恳谈会”暂歇。2012年安倍重新上台后,马上重启“恳谈会”,仍由柳井担任会长。2014年5月,“恳谈会”向安倍提交了建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安倍政府以此为蓝本,在一年多时间内,飞速完成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立法。

众所周知,近些年,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及海洋划界问题的分歧与矛盾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致力于修宪以解禁集体自卫权,致力于扩大日美军事同盟、从而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取得对华优势的日本首相政策智囊团的首脑,柳井的这一司法职能外的职位定位,显然极不适于介入南海仲裁事宜。


蔑视联合国作用的日本式“海洋法治”鼓吹者

根据《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七段规定,法官/仲裁员享有的言论与结社自由不得妨碍其司法职能公正、独立的践行。

柳井作为日本右翼阵营代表人物,个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安保恳谈会”任内,柳井在日本媒体上多次强调,日本“没有放弃宪法第九条的集体自卫权”。

2007年5月,柳井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放言,“拦截导弹不用的话太浪费了”,试图以此强调有必要修改宪法解释。

2013年8月4日,临时仲裁庭组建刚满1个月,柳井以“安保恳谈会”会长身份参与日本广播协会节目,公开阐述政治立场,认为日本的岛屿受到了威胁,强调日本存在敌人,需要强化武力等多方面来保障日方安全。这番言论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这种在敏感时期,主动、正式、公开的媒体表态,足以表明柳井在处理仲裁案争端方面的公正性存在重大瑕疵。

在同一个节目中,柳井甚至扬言,在安全保障方面,联合国实际上没用,只能靠日美安保条约。这与其在其他国际场合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大相径庭。

2016年2月,在日本外务省主办的第二届海洋法国际论坛上,柳井发表主旨演讲,对安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抛出的“海洋法治三原则”大加赞赏。不难想象,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他已经彻底把安倍政府的“海洋法治”代入到国际法规则中。


有缺陷的鸡蛋孵不出健康的鸡崽

柳井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止于“日本前资深外交官”,且其一贯言行清晰显示出“遏华”态度;其在日本国内与安倍政府的密切关系和行为与其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身份要求的公正性、独立性形成冲突。

换言之,身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在南海仲裁案事项中是“利益相关方”,公正性严重存疑,构成《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规定的法定回避事由,理应回避此案。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浅井基文曾与柳井共事。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柳井俊二曾经担任过安保法制恳谈会的会长,是安倍的“好伙伴”,这个仲裁庭也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础上搭建的。

浅井认为,由柳井来决定仲裁员,简直难以想象。“如果他们真的有意开展公平仲裁,就应该选择充分了解亚洲、了解南海现状的人来担任,但柳井选出的人选完全体现不出这一点。从这次裁决结果也可以看出,这是由一些完全不了解南海的人肆意做出的判决,在判决之前,结论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

正如有缺陷的鸡蛋孵不出健康的鸡崽一样,有缺陷的“法官”又怎么能够凑出个合格的仲裁庭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7月12日指出,柳井在协助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可以看出,仲裁庭从成立之初就已政治化了。该仲裁庭的成立不具有合法性,其越权审理并做出的所谓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

这也是大多数明理、明眼的人对柳井及其拼凑的临时仲裁庭性质的精准仲裁。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起底临时仲裁庭:欺世盗名的“怪胎”

即时 | 2016-07-18 15:02

7月12日,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闹剧”宣告落幕。曲终人散,这个颇具争议的临时仲裁庭也就此退场,在国际法史上留下一段不光彩的印迹。

在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违反中菲共识、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强行推动的这起仲裁案中,临时仲裁庭扮演了恶劣而荒唐的角色。这个临时仲裁庭的一系列操作漏洞百出,几无公正权威可言。新华社记者通过采访调查,从机构组建、运行程序、人员构成、实体裁决等方面,揭示其假借“仲裁”之名违反国际法之实的本质。

非法无效的草台班子

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后,众多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纷纷以“联合国背景的仲裁庭作出裁决”“常设仲裁庭作出裁决”等发布消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在海牙组建,属于因案而设、案终而撤的临时班子,绝不是“国际法庭”。记者采访调查发现,临时仲裁庭与同样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ICJ)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

临时仲裁庭与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没有直接关系。唯一沾得上边的是,根据《公约》附件七的要求,如果当事方没有指定仲裁员,则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本案中为日本籍前庭长柳井俊二)代为指定。

临时仲裁庭与常设仲裁法院(PCA)也没有直接关系。略微有关的是,常设仲裁法庭为本案仲裁庭提供秘书服务,并将位于海牙的和平宫租借给仲裁庭作为庭审场所。

可见,本案临时仲裁庭,并不是常设仲裁机构,也不是国际海洋法领域的权威司法机构,其程序规则也是仲裁员拟定的、仅适用于本案的临时性仲裁规则。

为以正视听,北京时间13日晚间,国际法院在其官方网站首页发布提示信息称,国际法院希望媒体和公众注意,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由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秘书服务下的一个特别仲裁庭作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机构,自始至终未曾参与该案。

联合国官方微博13日也发布声明称,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

从2013年以来,临时仲裁庭不顾中方反对,打着法治和规则旗号,一味接受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的非法无理主张,偏离了第三方程序应有的公正立场,随意扩权、滥权,强行作出所谓“裁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仲裁庭不顾中方表达的严正立场,任意扩大管辖权,完全无视南海的历史和现实,曲解《公约》有关规定,从一开始就把《公约》这本经念歪了,其越权、扩权作出的非法裁决自然非法无效。仲裁庭代表不了国际法,更代表不了国际公平和正义。”国务委员杨洁篪1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个仲裁庭完全是一个临时机构,它和其他国际权威司法机构没有任何正式关系。它不为裁决结果负责,也没有任何机构为这个仲裁庭背书。”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院长孔令杰说。

随意轻率的组成程序

国际权威司法机构均有严格的组成程序。比如,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由《公约》缔约国大会选举,获得三分之二缔约国表决中三分之二票数,且该票数应为全体缔约国的过半数当选,庭长和副庭长由法庭选举产生;国际法院法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选举,法定参会人数过半数当选,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由法官投票选举产生。

在组成人员方面,根据有关国际规则和国际司法实践,法官和仲裁员的选任应尽可能全面代表世界各个地区和不同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院由来自各大洲的15名法官组成,国际海洋法法庭更有多达21名法官。

反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和仲裁员由指定和协商产生。仲裁庭法定成员为5人。根据《公约》附件七第8条规定,“仲裁庭裁决应以仲裁员的过半数票作出,不到半数的仲裁员缺席或弃权,应不妨碍仲裁庭作出裁决。”也就是说,以5名仲裁员为例,3名仲裁员参与投票即可作出裁决。

分析人士认为,少数仲裁员对案件包括证据在内的诸多方面拥有绝对控制和自由裁量权,把涉及重要海洋利益甚至是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交到多则5人、少则3人手中决定,显然轻率而无法接受。

“从实践中看,强制仲裁这种形式存在很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在南海仲裁案中暴露无遗。”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

此外,在临时仲裁庭组建过程中,怪事连连,破绽不断。

在推选过程中,最初被任命的首席仲裁员、斯里兰卡前外交官平托,本来是唯一来自亚洲的仲裁员。然而,平托接受任命后即被发现其夫人持有菲律宾国籍,这违背了国际司法和诉讼中关于利益冲突和回避两项基本原则。更不可思议的是,平托辞职后不到三个星期,不在“名单”之列的加纳籍法官门萨就被指定为首席仲裁员。

这样,最终仲裁庭由4名欧洲籍仲裁员和长期居住欧洲的门萨构成。其中,德国籍沃尔夫鲁姆法官为菲律宾方指定,其余4人均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代为指定,包括门萨和法国籍的科特、荷兰籍的松斯、波兰籍的帕夫拉克。其中帕夫拉克是柳井未与中方协商代为指定的中方仲裁员代表。

专家表示,南海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区域性的、高政治敏感度的重点海域纠纷。但仲裁庭中不仅没有亚洲籍仲裁员,而且从仲裁员背景看显然缺乏对南海问题、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以及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充分了解。

“仲裁庭人员构成代表性严重不足,无法实现全面、平衡,这使仲裁庭的公正性受到根本质疑。”孔令杰表示,整个仲裁庭的组成人员普遍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无法做到客观、独立的裁决。

破绽百出的所谓仲裁

然而,仅从最终确定的5人仲裁庭名单看,也有很多问题。

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仲裁庭的“操盘手”——柳井俊二,他指定了本案大部分仲裁员。

据各项资料显示,柳井俊二是日本资深外交官,也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柳井长年担任安倍政府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职务。这一职务的实质就是安倍政府智囊团的首席。其个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早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的柳井推动通过了日《联合国维和行动协力法》,让自卫队正式走向世界;2013年8月4日,在仲裁庭组建刚满1个月时,他以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身份参与日本NHK《星期日讨论》节目,并在节目中公开阐述政治立场,认为“日本”的岛屿受到“威胁”,强调日本存在“敌人”,需要强化武力等多方面来“保障”日方安全。2014年5月,正是柳井将要求“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交到日本首相安倍手中。柳井还曾于1999年任日本驻美大使,深得美方信任。2001年10月,他因牵涉滥用外务省机密费受到处分而丢官赔款,其“职业道德”亦令人怀疑。

专家表示,虽然根据《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特定情形下有权组建特设仲裁庭,但其政治背景和明显的政治倾向理应构成法定回避事由。

“由于日本与中国存在钓鱼岛争端,柳井俊二别说兼顾考虑中方利益,就连保持起码的客观公正都不可能做到。”吴士存说。

另外,仲裁员当中,除代中方指定的帕夫拉克外,其余4人均作为其他仲裁案的仲裁员出席。其中门萨(5起)和沃尔夫鲁姆(3起)居多,门萨同时兼任三个仲裁庭首席仲裁员。

法律专家表示,这种充分参与的其他案件可能会产生严重影响,导致预设立场和预判结果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对仲裁庭的公正性造成减损。

以菲律宾指定的仲裁员沃尔夫鲁姆为例,据查证,其曾在2010年12月至2015年3月仲裁的查戈斯群岛案(毛里求斯诉英国)中担任仲裁员。

沃尔夫鲁姆在查戈斯群岛案中,发表署名的联名反对意见,明确否认、批驳了英国的主张——案件涉及岛屿主权问题,故而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认为案件所涉主权问题不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

此外,在“北极日出号”案(荷兰诉俄罗斯)中,沃尔夫鲁姆虽不是仲裁员,但与另一法官联名发布单独意见,强烈批评俄罗斯“不应诉”。分析认为,这也容易造成对“不应诉”立场形成固有成见。

孔令杰表示,临时仲裁庭仲裁员的背景有明显瑕疵。如沃尔夫鲁姆一直以来都比较激进,在过往案例中热衷于“造法”,即把海洋法公约上一些界定模糊的地方根据主观认识来完善补充。

仲裁庭人员构成代表性不足等种种问题,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也引发争议。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庭长、佛得角籍法官叶肃斯表示,他对4位仲裁员均来自欧洲深表关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籍法官卢次基曾在仲裁庭组成过程中致信柳井俊二,认为中国是被迫陷入仲裁程序。俄罗斯籍法官戈利钦表示同情中方在本案中的立场。

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图尔克认为,临时仲裁庭来自欧洲的仲裁员明显偏多。“南海争端的本质是领土主权争端,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任何将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的政治问题包装成法律问题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

更为不严肃的是,个别仲裁员和专家证人在审理过程中出尔反尔,竟然推翻自己以往长期坚持的观点。

在2015年11月关于实体问题的庭审中,菲律宾所请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一改以往其学术成果中称太平岛为“岛”的说法,在本案中将其定性为“礁”。斯科菲尔德还曾撰文指出,南沙群岛至少存在12个符合岛屿定义并可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然而在仲裁庭听证时,他却反口称南沙群岛没有一个岛礁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还有,荷兰籍松斯教授曾长期主张,确定岛礁的法律地位是海洋划界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但成为本案仲裁员后,这位教授一改过去的立场,反而认为岛礁法律地位的判定可以与海洋划界问题脱钩,从而为菲律宾恶意规避中方有关海洋划界的排除性声明背书。

有偿服务由谁买单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仲裁庭5名仲裁员是挣钱的,挣的是菲律宾的钱,可能还有别人给他们的钱,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有偿服务的。

根据法律实践,一般而言,仲裁庭由双方协议组建,相关费用均摊。但在本案中,提供服务的常设仲裁法院秘书曾3次要求中菲缴纳费用,用于支付5名仲裁员薪酬、庭审房租等,维持仲裁庭日常运转。中国因不接受、不参与这一仲裁,一次也没有缴纳。菲律宾不仅缴纳了自己的份额,为了保证仲裁进行下去,还代替中国缴纳了中国的份额。据了解,仅在今年4月,菲律宾就向仲裁庭增缴了85万欧元。

仲裁庭运转需要一笔巨额费用。据有关人士透露,本案仲裁员的薪酬高达每小时600欧元,如按每日工作8小时计算,仲裁员每日薪酬为4800欧元。另外,当事国双方还需缴纳启动资金50万欧元。仲裁程序相关的所有开销都应得到偿付,包括差旅费、住宿费、电话费、传真费、复印费等等。

目前关于仲裁案律师团队费用等,尚无公开资料可以查阅。初步核算,三年来仲裁案大概费用开支约为2600多万欧元,约占2015年菲律宾财政预算的两千分之一。这也意味着,临时仲裁庭完全由菲律宾“包养”。

以上数字和菲律宾专栏作家里戈韦托·蒂格劳的说法相吻合。蒂格劳15日在《马尼拉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说,菲律宾为南海仲裁案请律师,共花费了3000万美元。并要求美国为此“买单”。

在政治操弄下,由阿基诺三世政府强行推进而达成“非法无效”裁决,惹起菲律宾国内的怨声。“他们(美国)在南海没有主权声索,也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仲裁案给了美国干预南海事务的借口,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国务院应该给菲律宾报销这笔高昂的诉讼费和律师费。”蒂格劳说。

吴士存对此表示,与国际法院法官酬劳由联合国经费支付不同,临时仲裁庭仲裁员是明码标价、有偿服务。因中国不参与,因此整个案件所有费用完全由菲方承担,背后的猫腻不言自明。“仲裁庭也可以裁决自己没有管辖权,但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仲裁员们丢了自己的饭碗。”

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南海仲裁案由始至终就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图谋。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记者李忠发、邹伟、臧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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