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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记者 李亚红、林苗苗)劳动环境危险、生活条件恶劣、有病不予救治、甚至将他们坑杀……记者近日在日军侵华的一些史料中,看到了详细记录的日本侵略者强征、残暴对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暨《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展览中一份档案记录: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共强制役使中国劳工超过1000万人。这些劳工被强制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和大型土建等劳役,遭受非人的虐待,甚至有大批劳工被虐杀。

挖封锁沟是日军强迫劳工的主要奴役之一。以北京延庆、昌平为例,1943年春季,侵华日军对平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为切断当时昌延抗日根据地南北两地区的联系,日军计划修筑一条封锁沟。封锁沟西起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岔道城,东至妫川端头的永宁城,全长40公里。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进行的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显示,1943年3月,日军从张家口、张北等地用火车运来6000多名劳工修筑该封锁沟。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月死伤200余人。因生活条件差,春夏时节瘟疫流行,劳工生病得不到治疗,死亡人数剧增。日军甚至将数百名患病劳工关入地窖,一些劳工饿死、病死其中。

日军还将未死的劳工从岔道西北城墙上推入方圆20余平方米、深10余米的大坑,架上干草木柴,浇上汽油、煤油,纵火焚烧,先后有七八百名劳工被烧死在坑内。

在北京市档案馆,记者看到侵华日军在北京制作的一份1944年的劳工名册,里面详细列出人名、住址,甚至职业,比如铺掌或者伙友。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处长王勇介绍:“这份名册一共记载了北京市劳工12万人,而北京的城区人口当时只有164万人。登记在册一旦需要,就会强征过去,供他们奴役。”

北京市丰台区委党史办公室编辑的《丰台党史资料》记录,日军占领北京南苑、丰台等地后,扩建兵营修筑飞机场。北京市丰台区中顶村绝大部分村民被抓当劳工,到丰台、南苑等地修炮楼、飞机场等。中顶村的马七、刘德春、宋大福等人被抓到牡丹江当劳工,被活活折磨死在那里,连尸首都未能运回来。

在侵华战争期间,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日本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政策。

“1943年至1945年,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135个作业场所从事无偿苦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说,日本企业剥削中国劳工的手段极其残酷,欺压极其残暴,造成众多中国劳工死伤。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劳工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的一幅照片显示,1944年10月,山东高密县农民刘连仁被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当苦力。1945年7月30日,由于不堪忍受奴役和虐待,刘连仁逃至深山,在山洞中过了13年的非人生活,1958年才被发现。

这次展览中还有一幅照片,站成一排的八名花岗劳工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从1944年起,近千名中国人被分批强掳至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被迫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做苦工。1945年6月30日,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折磨,中国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次日遭到镇压。

《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的展览中有一个高大的玻璃柜,陈列着由旅日爱国侨领陈焜旺先生捐赠的405份日本外务省整理的中国赴日劳工档案。这些泛黄的档案,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32份,收录了自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中国被强掳赴日劳工的姓名、契约书、死亡诊断书等。

这些档案记录了被日军强征的中国劳工的血泪。多年后的今天,侵华日军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记者 李亚红、林苗苗)

本报北京7月16日电(记者苏银成)由总政治部主办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主题展》16日在京开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参观展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赵克石、张又侠参观展览,张阳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中流砥柱》主题展共分“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抗战开辟敌后战场”“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根据地军民坚持艰苦的敌后抗战”“解放区军民反攻作战夺取抗战胜利”等5个部分,总面积2000平方米,展出照片、图表、画作等近430幅,文物515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抗战的英雄气概和建立的卓越功勋,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范长龙、许其亮指出,我们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就是要进一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要用好展览这个平台和课堂,教育引导官兵做到“三个牢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昨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外宾正在参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昨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活动开放了外宾专场。有外交官在参观后表示,人们一定不要忘记历史。

来自各国驻华使领馆、商务机构、新闻机构、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人员及外国专家,共509人来到了抗战纪念馆。

“历史不能忘记,每个国家都需要正确审视二战的历史。”来自匈牙利大使馆的一等秘书Miklos Zselli表示,抗战展览不只是展示给中国人或日本人,而是展示给全世界看。二战时期,很多国家损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那是一段艰难的历史,但每个国家都需要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中国抗战纪念馆的展览很真实、客观。

来自英国的媒体人士Susan在抗战时期签字用的木桌前久久驻足观看。Susan说,这个展览让她很震惊,它真实还原了二战时中国人民抗日的历史;展馆很宽敞,抗战物品也全面,能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亚洲反法西斯的情况,让人更好地记住历史。

抗战部分数据首次公布:中国毙伤俘日军150余万

各项数据

国新办昨天举行抗日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吹风会,会上一批数据首次公布,包括中国抗战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伤亡和损失数据公布

吹风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和二战中中国贡献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并答记者问。

李忠杰说,根据调研数据,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有173件。中国抗战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这些还不是全部,我们接下来还会再补充,如果去看每个省的调研,都非常触目惊心。”李忠杰说,现在中国正是要把每个过程如实记录下来,附上各种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知情人、证人的证言证词。

另外,李忠杰强调,研究公布这些数据,不是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对历史负责,对中国人民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反法西斯战争是历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对这样的历史事件和灾难漠不关心,或者糊里糊涂,所以我们将历史存照,留下来,让全世界人民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中国是东方主战场毋庸置疑

对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受到的质疑,李忠杰用数字予以回击:“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仍有110万左右的军队用于中国战场,这一数目超过了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兵力总和。还有70多万关东军驻守在东北地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日军无法向太平洋战场转移更多兵力,这就有力地支持盟军在太平洋方面的作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拖住和抗击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最高时达到94%。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时达到69%。

李忠杰表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1941年年底时,无论是欧洲战场还是东方战场,都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发动了第三次长沙战役,但是在这场战役当中,我国军队英勇抗击,致使日侵长沙之敌几乎全军覆没,伤亡5.5万人。当时外国舆论评价此次战役为‘唯一决定性之胜利’”。

研究者观点

1.东北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是最早形成的战争策源地,日本点燃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场战火,中国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2.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展开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而在此后长达4年半之久的时期内,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战场。

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日军无法向太平洋战场转移更多兵力,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太平洋方面的作战。

4.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战后秩序的设计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创建。中国与美、英、苏领衔签署26国《联合国家宣言》;先后与同盟国商讨和签署《莫斯科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战时问题和战后秩序做出安排;参与联合国机制的设计,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并为维护弱小民族平等权利做出独特贡献;参与审判战犯、对战败国进行占领改造等战后惩处措施的设计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

揭秘

调研历时10年60万人参与

李忠杰介绍,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的数据是准确可靠的。他透露,从2004年10月开始,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调研历时10年,先后有60万人参与。

李忠杰透露,调研既包括平民伤亡,也包括军队伤亡。调研方式主要是查阅和搜集各种档案文献、当年的报刊资料及多年研究的成果;对一些重大、特殊的事件,走访当事人、知情人和有关研究人员,记录证词证言,有条件的进行司法公证。调查工作从省、市、县一直深入到乡镇甚至村一级。一些重要的、涉及多个地方的专题,如劳工、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难民、华侨等,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调研。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组织查档小组,分赴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搜集档案资料。另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课题组前往台湾查档,得到了台湾有关机构和人员的支持帮助。

李忠杰透露,调研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很多档案资料散失了,很多当事人去世了,“在台湾调研期间发现,国民政府留下的丰富档案因为几十年积压,没有很好地整理,有的都压成饼了。当年国民政府调查的档案有的非常仔细,比如受伤部位都很清楚,有的还附有草图,确实证据确凿”。

调研时,工作人员走访了当事人、知情人和年纪比较大的老人,仅在山东便走访70岁以上老人500万。李忠杰说:“刚开始看到这个数字我吓了一跳,70岁以上的老人居然有500万。进一步核实后了解到,山东全省7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万,工作人员对能调研的全部进行了走访,证言证词就有29万份。中华民族在那场战争当中所遭受的灾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工作者,有责任也有权利把这样的灾难完整、准确、如实地记载下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

据国新办网站

京华时报讯(记者翟烜)

中新网7月14日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今日透露,按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宣布的最权威的数据,在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加起来共3500万。

国新办今日就抗日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举行吹风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介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情况和二战中中国贡献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并答记者问。

李忠杰指出,按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宣布的最权威的数据,在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也就是伤和亡加起来3500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李忠杰指出,我们不是简单的统计数据的问题,而是首先着眼于事实,查清大量具体的事实,用事实说话,用档案说话,用真相说话。所以调研里面既包括平民的伤亡,也包括军队的伤亡,有一本书专门收集、研究军队的伤亡人数。

关于平民的伤亡,李忠杰表示,每个省的材料里面都有记载。这个伤亡情况非常复杂,它包含着直接伤亡、间接伤亡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尽可能依据档案材料做深入的调研。

李忠杰指出:“每一本书都对本省所受到的损失和伤亡做了系统的整理、梳理,提供了初步的数据,但是我们一直说这不能说是最后的数据,因为这个调研工作非常复杂,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总体上来说,根据我们目前调研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我国领导人宣布的数字是可靠的,是准确的。”

  滇缅公路纪念碑。

  保龙高速公路怒江特大桥。记者 刘建华摄

滇缅公路,抹不去的记忆,它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输血线”、“生命线”;

滇缅公路,抹不去的记忆,它是人类筑路史上的一个奇迹。以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的筑路大军,在9个月时间内用手指在云岭大地上抠出来,“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滇缅公路,抹不去的记忆,它在77年间的不断“升级”蝶变,承载着云南从抗战前线转身开放前沿、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历史使命。

7月2日至8日,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重访滇西抗战遗址”采访组从昆明出发,驶上滇缅公路,一路向西,直达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畹町口岸,寻找关于这条路的抗战记忆和抗战胜利以来的“升级”轨迹。滇缅公路、320国道、杭瑞高速、大瑞铁路4条路时常在某一些节点同台亮相,展现了历史的纵深和云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坚韧不拔、永远向前的精神。

9个月:20万人用双手抠出千里国际公路

走惯了高速公路,再走滇缅公路难免觉得局促、颠簸,但看看沿途景致,让我们不得不对当时的筑路者心生敬佩。滇西地区山高谷深,滇缅公路或沿山盘绕,或临江蜿蜒,坐在车里有时都会捏把冷汗,可想而知筑路时的危险。

滇缅公路在龙陵境内临怒江西岸一段有一个叫老虎嘴的地方,公路和一侧的山崖形成虎嘴形状,虎嘴正对着奔腾的怒江。“虎口”内侧的峭壁上还留有筑路工人一锤一锤开凿的痕迹以及爆破的炮眼,年轻的记者感叹:“这条路真的像是硬从绝壁中抠出来的。”

这样艰苦的环境,那样落后的条件,当时云南人民到底如何修通的这条道路?在位于保山潞江坝服务区的云南公路馆,我们通过一张张老照片和至今保留的石碾、钻头等筑路工具,重温了这段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为了孤立乃至消灭抗战力量,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沿海港口以及东部陆路交通干线,最后一条运输通道滇越铁路也因越南的沦陷被阻断,打通中国大后方连接国际的运输通道成了当务之急。

滇缅公路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云南段全长959.4公里,其中昆明至下关段已于1935年修通土路;缅甸段186.7公里。经与缅英当局商定:中国在原来已筑成的昆明至下关公路的基础上,负责修筑下关到畹町中国境内的路段,全长547.8公里;缅方负责修筑腊戍至畹町的缅境段,以一年为限。

1937年底,云南10多个民族共同组成20万人的筑路大军,开始修建滇缅公路。

他们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肩挑锄刨,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日夜奋战。1938年8月31日,经过9个月的艰苦奋斗,滇缅公路终于提前竣工通车。与此同时,缅甸境内的路段也在预期内完成,使得滇缅公路与腊仰铁路相连。1938年底,首批军需物资经滇缅公路运入昆明。

这是一条被称为“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筑路难度令人唏嘘,工程进度让人惊叹。

当时,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到前线参加抗战,留下的多是妇女、孩子、老人。他们在严重缺乏筑路装备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工具创造着筑路奇迹:没有炸药,就用火烧红岩石,浇水“爆破”;没有压路机,就用人力拖动大石碾平整路面……他们随时面临着危险,在悬崖峭壁施工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谷;在岩石下、洞穴内栖身,冬天忍受严寒,夏天要抵御疟疾等传染病的威胁。

这是一条血肉筑成的道路,它穿越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共翻越6座大山,穿过8处悬崖峭壁、跨过5条大江大河,不少于3000人的筑路工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8名工程技术人员。

滇缅公路的修通震惊了全世界。当时的《泰晤士报》称“只有在中国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美国驻华大使沿线考察后赞叹:“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据记载,从1938年开通至1945年抗战结束,从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共约49万吨,滇缅公路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线”和“生命线”,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3200人:南洋机工用生命写下赤子情

翻山越岭,滇缅公路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然而一路走来,采访组遇到最美的风景是人。

在保山市隆阳区瓦窑镇,我们采访了85岁的老人辛文荣。老人形销骨立,瘦削的脸庞爬满了皱纹。虽然听力和表达能力都显迟缓,但他还是用颤颤巍巍的手为我们边比划边讲述自己和这条路的情缘。

辛文荣出生于1930年,修筑滇缅公路时他才8岁。老人至今记得父母和乡邻一起筑路的情形。那时候男女老少自带口粮,每天都驻守在工地日夜筑路,干得热火朝天,就连年幼的他也经常在工地上帮忙搬石块、敲石头。滇缅公路通车后,年少的他常常看见中国军队、美国盟军从门前经过。“有一次,运送物资的吉普车还在我们镇子旁边堵了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辛文荣成了保山公路段的一名养路工人,负责滇缅公路沿线桥梁的养护,用一辈子的付出续写着滇西人民与这条路的情缘。

在惠通桥旁,我们遇到了保山市民李玲一家。虽然走高速更快,但每年回老家,李玲都会选择走滇缅公路,在惠通桥旁边留下一张合影。李玲说:“这条路,这座桥,是我们云南人的骄傲,我们应该铭记在心。所以我每年都会拍照留念,也把这段历史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给更多的人。”

更美的“风景”出现在滇缅公路中国段的终点畹町镇。

在国家一类口岸畹町,我们看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前堆满了后人缅怀的白菊,就像路的另一头、昆明西山公园南桥机工纪念碑前一样。

滇缅公路建成以后急需汽车驾驶、维修人员,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支援,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他们出生入死,抢运军需和民用物资,维护车辆,1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纪念他们,目前正在畹町建设南洋机工抗日纪念公园。

工程管理人员中,年过古稀的老人叶晓东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是一名南桥机工,当时从马来西亚回国援助抗战,并与遮放的傣族姑娘结婚生下叶晓东。叶晓东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杀身亡。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他成年后一直在畹町运输公司工作,直到退休。现在修建纪念公园,老人又代表华侨机工后裔参与到工程监管中。

77年:滇缅公路持续打造“升级版”

战争的硝烟远去,滇缅公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在变迁。

1959年至1986年,我省曾对滇缅公路羊老哨坡、天子庙坡、南天门坡等10个大坡和其他路段进行改造。到1984年底,滇缅公路第一个“升级版”里程缩短了93.7公里。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昆(明)安(宁)、安(宁)楚(雄)、楚(雄)大(理)、大(理)保(山)、保(山)龙(陵)、龙(陵)瑞(丽)等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的相继建成通车,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曾经遍体鳞伤的滇缅公路展现了新姿态。

今年5月,龙瑞高速芒市至畹町段建成通车,全线将于今年底前贯通。届时,昆明到瑞丽将实现全程高速,从昆明到瑞丽从走老滇缅公路时的7至8天,缩短到7至8个小时。

滇缅公路,这条英雄的交通“输血线”,早已与国家大通道通联;崭新的“升级版”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杭瑞高速。杭瑞高速一头连着太平洋,一头眺望印度洋,成为我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开放大通道。

滇缅公路的升级蝶变,也成为1988年就从浙江来瑞丽做生意的王岳亮深刻的记忆。他告诉采访组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从瑞丽到昆明需要3天时间。随着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他的货物可以用很小的损耗和较少的时间运送到更多地方。“随着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很多优惠政策不断出台,我们迈开步子走出去就更有信心了!”

离开畹町,行驶在320国道芒市到龙陵段放马桥,我们看到头顶的高架桥像两道彩虹横空出世,山腰上的滇缅公路静静蜿蜒。3条路并存,仿佛祖孙3代生生不息的传承升级。

记者 李绍明 郎晶晶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纪实之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此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中,共展出了10余位英雄人物的12封抗战家书。从这些泛黄的纸上,我们读出了他们对侵略者的满腔怒火,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之心。

捐躯赴国难

“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这是抗日名将吉鸿昌就义前给妻子留下的绝笔信。在信件的上方,是一张吉鸿昌将军的戎装相,一身正气、大义凛然。

1933年4月、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同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收复康保、多伦等失地。后由于日蒋的联合绞杀,同盟军失败。1934年11月2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叛国罪”和“叛党罪”判处吉鸿昌枪决。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我为家乡有这样的将军深感自豪!”来自河南的田先生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展览中,一个古朴的灯柜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灯柜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

这是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傅常出川抗战前给妻儿留下的一封家书。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限制,傅常的妻子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其归来,以为其已牺牲,便将傅常留下的亲笔信刻在灯柜上以期长远流传。

看到书柜上的家书,我们仿佛听到了当年奔赴抗战前线的川军将士们“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的铮铮誓言。


铁骨亦柔情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是革命烈士赵一曼在牺牲前写给儿子的遗书。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进行抗战工作。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负伤被俘。日军屡屡动用酷刑逼供,赵一曼仍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下了这封遗书。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血洒十字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在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左权不但谈论战争及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而且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牵挂。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和父亲分别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还不会喊‘爸爸’,但没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女儿左太北曾深情回忆。

1932年,爱国绅士于登云为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给其儿子留下了遗书:“成儿知悉: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有多少普通人像于登云这样毁家纾难,别妻离子,只因为国尽忠!

“这些信里充满了人之常情,是这些英雄人物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更让人感到震撼。”来自山西的青年张谷对记者说。

“吾侪尽在暴日陆士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诚乃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破暴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棘,期他日国有可救。”

1928年,时年30岁的四川人苟吉堂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九一八事变”后,苟吉堂等组织中国留日学生退学以示抗议,为请愿代表之一,后苟吉堂被捕并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在监狱里用过的毛巾上写下了上面这段慷慨话语。

抗战期间,苟吉堂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第3方面军副参谋长、第3方面军前方指挥所主任等职。1945年9月9日,苟吉堂受邀参加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

在此次展览的尾声,苟吉堂后人捐赠给抗战纪念馆的受降典礼邀请函静静地摆放在橱窗里。从被日本人投入监狱,到见证日本侵略者投降,苟吉堂寻求民族独立的脚步没有停止,中华民族寻求独立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光明日报记者 靳 昊)

中新社吉隆坡7月12日电 (记者 赵胜玉)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马来西亚第二届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12日在此间举行。全马共有来自独中、国中与国民型55所中学积极响应,参赛学生人数达到275名。

为了纪念陈嘉庚精神、弘扬嘉庚精神,同时提升中学生对陈嘉庚事迹的认识、配合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青年团联办的这次比赛,日前已在吉隆坡坤成中学(雪隆区)、槟城锺灵独中(槟城区)、霹雳培南国民型中学(北马区)、麻坡中化中学(柔北区)及新山宽柔中学(柔南区)5个赛场进行初赛笔试。

陈嘉庚常识比赛工委会主席陈松青指出,此次比赛以陈嘉庚的生平事跡与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为主,宗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贤、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常识比赛能够提升中学生对历史的认识与兴趣,参赛者也能从比赛中吸取有用的知识,了解对今日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他说。

初赛成绩将于7月中下旬公布,笔试总分数最高的16支队伍将进入晋级赛。

自抗日战争打响后,无数中华儿女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战争已经远去了,然而先辈们留下的战地家书依然还在。这些家书,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毛巾上,还有的刻在灯柜上……再次重温它们,依然能体会到彼时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感受到先烈们的家国情怀和铁骨柔情。

7月8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暨《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用2834件史料,展现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光辉历史。其中,有10余位英雄人物的12封烽火家书。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局部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赵一曼抛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幼子,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临行前,母子二人留下了这张仅存的合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解说员指着展览中的照片说。

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时身负重伤,后英勇就义。牺牲前,她给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展览现场,音响一遍遍地播放赵一曼的这封书信。从河南郑州带孩子来看展览的潘雪枫说:“那时的抗战真不容易,以后要多带孩子参加此类展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现在。”

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后,将矛头直指华北。中国军队相继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察哈尔抗战的著名将领吉鸿昌,就义前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

这次展览中,有一封特别的“灯柜家书”。这封家书是川军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傅常出川抗战,写给妻儿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前往抗日前线,包括滇军、桂军、川军等。

傅常出川抗战,给妻儿留下一封家书:“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为了让家书长期保存下来,他的妻子找了一个工匠,将家书刻在灯柜上。

站在这“封”“灯柜家书”前,能够体会到“川军出川抗战,胜则凯旋而归,败则裹尸而还”的悲壮与豪迈。

中国第18军第67师第201旅旅长蔡炳炎在淞沪会战中殉国。他在淞沪会战前,给他的妻子也写了一封家书,其中写到:“殊不知困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

“这些家书,既展示了英雄的家国情怀,也增加展览的感染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说。

中国人民14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热血男儿“投笔从戎”。抗战期间,中共晋中特委组织部部长王孝慈的弟弟在家乡教书,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书信,希望他放下教鞭,拿起武器,进行抗战。

王孝慈在信中说:“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来,抗战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血洒十字岭,时年37岁。


这位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对家人充满了柔情和牵挂。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5月,左权给妻子刘志兰写了10多封信。

其中一封写到: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这次展览中,还有一封写在毛巾上的“家书”。严格来说,这不是一封书信,而是抗议书。然而,有人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爱国青年,写给自己深爱的国家的一封“家书”。

1931年10月2日,因抗议日本侵占东北,中国留日学生苟吉堂被捕入狱。日本人要求他,要么写悔过书,要么被驱逐出境。他在狱中所用的毛巾上,写了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抗议书。

“吾侪尽在暴日陆士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诚乃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破暴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棘,期他日国有可救。”

苟吉堂回国即参加抗战,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9月9日,作为第三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苟吉堂,参加了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他参加典礼的邀请信和胸标。

“他的经历就告诉世人,被日本人欺负的中国人,最后堂堂正正地站在日本人面前,接受日本人投降。”解说员说,这是抗战馆收藏的唯一“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的邀请函”,是关于南京受降为数不多的重要物证。

展览中,还有一副照片展示了华北一户庄户人家的大门,砖墙、木门,还贴着门神,一副对联最引人注目。纪念馆解说员给大家讲这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回争取民族生存,横批:抗战到底。

看完展览,从邯郸来的8岁学生冯云哲,在留言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和平、爱国。”(记者肖春飞、李亚红)

70年前以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的抗日战争,从参与程度、组织动员和能动性的发扬来看,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全民族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

回眸屈辱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间,中国人民进行的一次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抗日战争与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最大区别在于,它首次实现了全民族的广泛参与,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创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很快霸占中国东北,并不断向华北渗透,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面对寇深祸亟、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非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可。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目标,担负反帝反封建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以博大的胸襟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其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时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召唤下,抗日战争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终于团结起来,中国人民的力量终于凝聚起来,实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举国奋起。在伟大的民族抗战中,无数群众投身抗战,支持抗战,由涓涓细流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救国洪流,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的战争

抗日战争中展现出的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动员,使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都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作了宣传动员工作。蒋介石一度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面对已经出现的日军侵略,国民党却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肯放弃反共政策。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不断强化独裁统治,军队溃败不已,逐渐失去民心。

动员人民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积多年革命斗争形成的成功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反对用单纯军事的观点去看待抗日战争,高度重视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党组织团结一切进步力量,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动员和组织军民,还需要宣传达到战争政治目的的步骤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使战争的政治目的具体化,使人民群众具体知道怎么去达到战争目的,它与自己的切身利害有什么关系,以及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为配合抗战路线的实行,中国共产党作了一系列的政策上的调整,例如,土地政策由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模式,吸收那些主张抗日而又不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代表和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关于经济税收、劳动工资、锄奸、人民权利、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都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做了必要和适当的改变。

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达到最后胜利,必须使军民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到处燃起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战争需要和民众生活的兼顾问题,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全国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到268万余人,并建立起陕甘宁、晋察冀等19块抗日根据地。历史证明,只有动员起全国人民,才能真正筑成战胜敌人的“血肉长城”。


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战争

人民战争的威力在于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战争中来,但仅此也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还要有一个符合国情的战争指导以及在这一指导下发挥主体最大能动性来采取符合实际的正确行动。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勾勒出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三大阶段,化解了抗战问题上“亡国论”或“速胜论”的茫然和困惑,为抗战找到了一条扬长避短、持久胜敌的正确道路。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限度之内和物质基础之上,谁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自觉能动作用,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为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极大的机会。亿万中国人民自觉地为正义而战,他们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创造了适合自己特点的、独有的各种巧妙战法,忍受和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抗日战争的舞台上,中国人民上演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他们大摆地雷阵,把侵略者炸得人仰马翻、心惊胆战。他们依靠创造的地道战,把户与户相连、村与村相通,筑成一道道坚固的地下长城,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还有麻雀战、破击战、伏击战等等,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寝食难安。他们在山岗、在平原、在江河湖海、在交通线上,到处摆下歼灭敌人的战场。

尽管日本侵略者想尽各种办法来对付,疯狂地“扫荡”,实行“三光政策”、“铁壁合围”,推行“梳篦战术”、“强化治安”等等,然而在中国抗日军民面前,气焰嚣张的敌人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豕突狼奔。狂妄的侵略者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而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邓小平曾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的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这是历史的启迪,中国人民应当永志不忘。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作者:步 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殖民地统治的责任进行了追究。战后审判也使日本普通民众了解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队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与此同时,新的日本宪法则明确了日本今后走和平道路的方向。但是,日本是否就此有了光明的未来,是否能够得到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理解与信任,仍是尚未解决的课题。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教训、战争责任的认识和未来走向一直进行着激烈争论。1995年8月15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日本政治走到十字路口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村山首相的谈话就是在这一问题上不断思考与努力的结果。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日本政治再次面临重要选择。如何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如何使日本拥有光明的未来,思考村山富市20年前的谈话具有特别意义。

战后日本社会在思考、谈论和争论如何成为有光明未来的日本这一问题时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进步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及战后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呼吁全社会彻底追究侵略战争指导者,即军国主义者的战争责任。这一呼吁和追究使日本社会确立了抵制军国主义危险的明确态度,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在第二个十年里,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日本人成为具有深刻战争体验的社会中坚力量,提出了日本人当年为什么丧失了主体意识而投入到鼓吹甚至积极参战行列的社会性问题,检讨战时民族主义对亚洲扩张的战争责任,也具有深远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国内反战运动的领导人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扩大的镜像中,看到了日本在当年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中的身影,他们开始敦促日本民众不仅思考以广岛、长崎为代表的日本的战争被害,更要认识与反省日本对东亚各国的战争加害。认识日本的加害责任是历史认识的飞跃。

上述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的思考和反省,一度挫败了保守势力要求靖国神社“国有化”的努力,是战后日本提升国际形象,得到周边各国理解和缓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韩国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尽管当时国际社会仍被冷战的阴云笼罩,但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却能够出现逐渐缓和进而谈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然而,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的思考和反省并非一帆风顺,国内始终存在不肯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政治势力。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取得战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要求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保守思潮抬头。所谓“总决算”,即强调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而掩盖战争时期的侵略行为。一些政治家公开发表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通过参拜靖国神社表达日本崛起的心声,冲击了刚刚走上正常轨道的东亚国际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为历史翻案的倾向更加严重。上百位议员组成“历史研讨委员会”,对1993年当选的细川护熙首相关于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发言进行攻击和责难,认为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就是“自虐”。他们以所谓总结历史,建立“光明史观”为名义,从原因、过程、结果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翻案;阻止日本国会在1995年通过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不战决议”;呼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以“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为代表的日本战争犯罪。凡此种种表明,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社会出现了阻挠反省侵略战争的强大逆流。

究竟是将历史的包袱一直背下去,还是真诚反思历史、担负起道义的重任?日本反省战争责任是否有光明的未来?这是决定日本将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正当日本政治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村山富市先生于1994年当选为日本首相,他顶住逆流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了谈话: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就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政府将本着这种想法,开展在近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的关系的研究,并扩大同该地区的交流这两个方面的和平友好事业。”


这是战后日本政治走到十字路口时发表的一份关键谈话。它高度概括了战后觉悟了的日本民众的声音,对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与那些回避战争责任、目光短浅的日本政治人物给东亚世界带来的不稳定形成了明显对照。

村山首相还在其任期内推动了一系列促进中日和平友好的交流计划,如建立了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研究战争历史的项目,推动日本有关部门将相关的历史资料公开,并且设立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将日本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外务省史料馆和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管的与战争历史有关的资料集中数字化和向海内外公开。一系列举措从政府的战争责任认识层面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向国际社会清楚地表明了反省战争责任的正确态度。

村山先生在战后50周年之际发表的谈话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政府明确态度的表达。正因为采取了这样正确态度,日本才取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信任。也正是在村山首相发表谈话后,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互访,确立了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村山首相之后的历届日本首相虽然属于不同政党,但在历史问题上,都表示遵守“村山谈话”的原则。

但是,在村山谈话后,日本的保守势力仍然在推动政治与社会的右倾化。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一些政治家利用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未来的担心和焦虑,渲染中国的“威胁”,再度把反省侵略战争责任与建立“光明的日本”对立起来。一些对社会主义理想产生动摇的日本知识分子鼓吹“自由主义史观”,编写掩盖侵略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他们认为只有掩盖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犯下的罪行,否认包括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责任,才能使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对日本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而强调战争中日本军人的所谓“献身”精神则成为现代日本的“爱国心”教育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是清晰的。村山谈话证明:彻底反思过去、开怀拥抱未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亮明态度,日本就有光明的未来。没有对历史、对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负责任的态度,日本就不可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走向光明未来。以实际行动呵护信任、培育友谊,对于战后日本树立新的国际形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把反省战争责任看作是“自虐”的那些日本政治家,一方面回避谈过去的战争责任,而一方面则竭力强调战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是:提高日本国际威望的“村山谈话”,其核心恰恰是对战争的反省。那样做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拉近了日本与东亚各国的距离,特别是取得了中国、韩国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邻国民众的信任,改善了因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言行而被破坏了的双边关系,为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日本政治家虽然也曾发表过类似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而且也表示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但或因其认识水平并未比肩“村山谈话”,或因其言行并不一致,在历史上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外交关系徘徊不前,并时有摩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领导人对于二战历史问题认识模糊,甚至有歪曲掩饰的言行,严重伤害了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举动不仅遭到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日本国内舆论也给予了谴责批评。今年以来,日本主流媒体多次以《没有反省,就无法谈论未来》《继承“村山谈话”精神》等为题刊发文章,呼吁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深刻反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明确指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村山谈话”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表明,任何一位负责任的日本领导人,都应痛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承担起理应承担的责任,引领自己的国家同不光彩的历史做彻底的决裂。那些表面称继承村山谈话精神,但实际上仍将反省战争责任视为“自虐”的日本政治家,那些回避历史上的战争责任而单纯强调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的日本政治家,应当学习20年前村山的政治智慧。日本唯有郑重表明对待侵略历史的反省态度,才能真正改善同亚洲邻国关系,共同维护东亚稳定,才能给亚洲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一个令人放心的交代,也才能提升日本正面的国际形象,相反,文过饰非是不能给日本的国际形象加分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

中新网芷江7月7日电 (记者 唐小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8周年纪念日,当天,位于湖南怀化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对外公布两组日军从空中轰炸中国延安、重庆、成都、桂林四个城市的影像。

据悉,这次公布的两组视频分别是由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陆鹫航空部队轰炸延安、重庆影像,以及龟山陆军部队轰炸成都、桂林的影像。视频彼时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用以宣传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介绍,轰炸延安、重庆、成都及桂林这四个城市的的原始视频,均是日本随军记者从空中拍摄。“他们利用空中优势,对我们的抗战中心延安、抗战大后方重庆、成都、桂林犯下了侵略罪行。”

根据该纪念馆提供的资料,1939年10月15日,日军71架次飞机,分四批首次轮番疯狂轰炸延安。1940年8月24日,日机50架晨7时侵入桂林市空盲目投弹,开始了停止轰炸9个月之后的首次轰炸。自1938年至1944年的6年时间里,成都所受轰炸至少达21次。日军轰炸地点主要在少城公园(现今人民公园)、盐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带。

资料显示,抗战期间,日军曾轰炸中国多个城市,尤其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无差别大轰炸的暴行令人发指。这场长达逾6年之久的空袭造成直接伤亡32829人,财产损失100亿法币。

“这是无差别轰炸,从视频资料上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对居民区,而不是军事要塞或军事设施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轰炸。”吴建宏说,此番公布的视频不仅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亦是中国人民深受战争女神灾难的铁证。“我们今天公布这些视频,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回望历史,不能忘记正是在78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视频:《新闻1+1》:从全民抗战到全民纪念! 来源:中央电视台

《新闻1+1》2015年7月7日

——从全民抗战到全民纪念!

(节目导视)

解说:

78年前的“七七事变”,官方在纪念,民间也在纪念。

山西交城县东社村村民 解登金:

日本在咱们这个地方杀人放火,(把村里人)都杀了。

解说:

八年抗战既是国事更是家事。

资深媒体人 曹景行: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与一百多年中国的兴衰,中华民族的命运都连接在一起。

解说:

今年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勿忘自强。

《新闻1+1》今日关注“七七事变”78年从全民抗战到全民纪念。

主持人 董倩: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晚的一个模拟的场景。从那天开始中国人民进入到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去了。在78年之后,我们发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这种伤痛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掉,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解说:

今天,七七事变爆发78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有多少抗战老兵能被我们想起?又有多少抗战画面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汕头市民:

(英雄)牺牲后胃(被敌人)剖开,里面还有没有消化的草根,那位英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汕头市民1:

我记得课本里面像台儿庄战役,死伤都是比较惨重的。我觉得抗日精神就是不屈不饶。

解说:

历史需要铭记。今天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主题展览开幕。一千多幅战场,两千多件文物展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间,中国人民抗战的光辉历史。

在这次抗战主题展览上,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张特别的纸条。它是一位普通百姓在北平沦陷之际写下的。1937年8月8日,日军举行占领北平的入城仪式,北平百姓成了亡国奴。当时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工匠正在修建白塔寺,他把自己的无奈何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今年重修此塔时值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枪杀奸掠无所不至。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战士何时终了,尚不能预料,国家兴旺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的时候,人们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它也成为北平沦陷的印记。

历史需要铭记,而记录的历史的也不能被遗忘。今天方大曾纪念室在河北保定落成。方大曾是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是他最先报道了七七事变。新落成的方大曾纪念室陈列了它的遗物、铜像以及生平作品等。而在四川,百余名志愿者及八名初创抗战老兵幸存者,来到三台县凤凰山景嘉谟将军墓前敬献花圈,缅怀烈士。


抗战老兵 陈伷:

我今年94岁了,只要我还活着,每年我都要带领我的子孙,前来缅怀抗战阵亡将士。

解说:

对于没有经历战争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纪念方式。

唐山师范学院学生:

侵略者必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解说:

这是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抗战题材话剧《谍战》。从去年开始,话剧社的学生就参加了抗战寻访活动,了解并记录了大量进东地区的抗战故事,他们以抗战故事为素材,将历史搬上了舞台。

主持人:

过去的78年,今年的纪念活动,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那节是不仅官方在纪念,在全国各地来自于民间的这种自发的纪念活动也在纷纷的进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它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虽然过去了78年,但是七七事变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的伤痛,仿佛一条深深的伤口,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它得以很好的弥合,而是经常会隐隐作痛。第二,我们可以看到78年的时间过去了,78年前我们是全面抗战,而现在我们是全面纪念。

在今年的纪念日,很多的媒体也都在纷纷用自己的视角在进行观察。比如说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媒体拍摄到三张今夕对比的度片:

第一张是1937年在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这是以前。下面是现在。以前是肃杀,现在是一种安逸。第二张图片,这是1937年苏州河畔,这是硝烟,这是繁华。这是台儿庄1938年,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台儿庄是废墟,下面是一个锦绣的夜色。

对于这一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带来的这种沧桑的剧变。但是同时,人们也在想随着历史遗迹的消失,历史的记忆人们还能记起多少呢?对于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来说,当然历史是非常伤痛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走进两个具体的个体的故事。

解说:

解登金今年68岁,山东省交城县人,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普通农民,如今他却要坚持筹建一座抗日纪念馆。

陕西省交城县村民 解登金:

日本人在咱们这个地方杀人放火,都杀了。我们村光是被日本人(播散)伤寒菌(感染致死)几十个了,房子点了(烧了)一半,山需就全被烧光了。咱们年轻人要懂得日本人对咱们中国的侵略。

解说:

山西交城,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边区根据地。当时日本人在解登金所在的东社村驻扎了三年之久,杀烧抢掠是常有的事。1941年侵华日军在邻村南沟村发动了灭村案,如今健在的幸存者只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

解登金:

这个纪念馆我的意思就是在建在日本人杀了67人(实为63人)那个地方,咱们自筹资金,就想把这个纪念馆办成。

解说:

七七事变发生后的78年,侵华日军留给中国这片土地的伤痛记忆开始在民间渐渐苏醒,自发的纪念活动在各地纷纷举行。“对日作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这是曹聚仁和舒宗侨在1947年合作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一句话。而这句话也让与这本书同龄的儿子曹景行记忆犹新。

资深媒体人 曹景行:

这本书是我从小就当连环画看的,三四岁,四五岁,然后慢慢懂起来。那个时候开始看图片,后来看文字。我当时看到,当然小时候只看图片,图片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战争的战场,有日本兵的暴行,那个非常深刻,尤其是杀人比赛那一张。

解说:

40万字,1200张照片,600幅地图。中国抗战画史用新闻照片记录了大量侵华日军的罪证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事迹。60多年后,曹景行决定重新回到父亲曾经报道过的战场寻访中国的抗战往事。

曹景行:

有一种使命感,这是我今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与一百多年中国的兴衰,中华民族的命运都连接在一起,有这样一个回顾的机会,实际上对我们整个民族的那段历史的一个回顾。

解说:

从山东台儿庄到武汉重庆长沙,从中国远征军战斗过的云南腾冲到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过的黑龙江哈尔滨,最后再到淞沪战役的上海四行仓库,曹景行跨越了大半的中国,按照父亲的指引重返抗日战场,只为能够使这些千千万万浴血奋战的先烈让更多人铭记。

曹景行:

我们坚持下去,这一点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1937年全面抗战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崛起。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亏欠,对这些抗日阵亡将士的亏欠。我们随时可以发现白骨,我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一个头盖骨,一个大腿骨,就在那个地方发现,名字大部分是没有的。

主持人:

无论是记者曹景行在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去重新探访抗日战争的战场,还是说年近古稀的农民谢登今,他希望建立起一个抗日战争的纪念馆,他们都是在用不着自己朴素而真诚的感情,在捕捉,在打捞历史巨大的财富。

接下去我们就连线曹聚仁的儿子,活跃于两岸三地的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先生,曹先生您在做这次抗日战场的这种重访的过程中,对您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曹景行:


首先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看到的那些参加抗战的那些老兵,最后的我们的采访,就是非常感触很深的,那些老兵都是90多岁的,但是谈到了当年的抗战,它们那种激情、那么兴奋,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但是它们毕竟是老了,当中的许多人,他们身体已经很难再支撑。有一次我们在采访当中,采访那个老兵心脏就不舒服了,后来我们把他直接就送到医院,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但是我们感到我们的老兵正在加速凋零,所以在这个时候,尤其今年,在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首先我们是关怀老兵,还有一个就是老兵他们到底能够给我们留下什么?这是全国都在做,特别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做,这是个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很值得做的事情。

有一位年轻人就说,他自己做了这个事情以后,觉得心里头就存结的很多,他们在周边的都想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而且有更多的人一起做下去。第二个就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当时能够坚持抗战,真是不容易,因为我们在采访当中,越来越感受到,当时我们和日本相比,我们什么都是弱,除了我们的精神,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方面都打不过人家,但是我们就是坚持下去,而且坚持了这么长久,这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甚至可以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只有我们中国可以坚持这么长时间,而且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说,我们整个一个民族可以说是从78年前的今天开始,有一种就是整个民族站起来的这种奋斗、抗拒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我们最了不得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撑这么长时间。

主持人:

曹先生您看,您采访了这么久,走了这么多的地方,也采访了那么多的人,您刚才也说到,要纪念就是要铭记住一些什么,那么您感觉,就记住这些老兵,记住这些人,记住这件事儿,您能不能用很简短的几句话说,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曹景行: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站起来了,我们这个民族不会给人家再压下去,这一点最重要,而我们当时是在这么艰苦的情况都能做到坚持下去,我们今天有什么做不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我们这个国家,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整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不再受欺负,而且我们能够作出我们的贡献的这么一个国家和民族。

主持人:

非常感谢曹景行先生。我们刚才也说有前国各地,各种各样的这种纪念形式,我们不妨看一下,有很多个人也建立了这个民间抗战纪念馆,你比如说,中条山抗战纪念馆,是山西一个退休工人创办的。辽县抗战纪念馆,是山西一个检察院的退休检察官创办的。建川博物馆,是四川省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樊建川创办的等等。

那么在中国每年都在纪念“七七事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与此同时,日本又在做什么呢?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2014年年底,一部以描写日本满蒙开拓团命运的小制作电影《望乡之钟》,在日本国内上映,与其他电影不同的是,影片在开头就打出了就算只是单纯的响应国家号召,但侵略的这个事实每个人要被追求责任的这个字幕。

《望乡之钟》导演 山田火砂子:

明明自己是罪魁祸首,却不告诉孩子们战争的事,我就想着,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日本曾经建立过“伪满洲国”,这样荒唐的国家,我们那时是侵略者,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是发动了侵略战争。


解说:

电影《望乡之钟》的导演,83岁的山田火砂子出生在战争年代,童年里接受的是诸如,必胜的正义战争这样的洗脑教育,在她看来要让国民清楚的知道真相,是件不容易的事儿,这也是她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山田火砂子:

我们当时都觉得日本一定会赢,做梦都没想过输的事,以举国之力所制造的谎言,我们是不可能识破的。

解说:

和山田火砂子用电影说话不同,90岁的老兵中岛五郎选择用举办演讲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

日本老兵 中岛五郎:

我们就去掠夺老百姓家里的家蓄,粮食等这些能吃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意识到是在做坏事,只是上面的人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想机器人一样,在我参加战争之前,1940年那会儿,日军的长官命令把村子烧了,士兵们就真去点火把村子烧光了,这就是日军的三光作战。

解说:

今天,经历过生死的中岛的五郎过着平静的圣火,却仍无法忘记那段刻苦铭心的记忆,对于当下日本政府不道歉的历史认识,让这个战争亲历者感到十分担心。

中岛五郎:

像我一样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回到日本后,因为对中国做了很过分的事,大部分人对自己在战争中做了什么都避而不提,而现在安培这些日本的政治家,对于日军在那场战争中的暴行,明明知道,却摆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说什么那是自虐史观,对于日本过去做的错事,说什么,谈论这些就是在贬低自己这样的混帐话。

解说:

在日本国内,有不少像中岛五郎一样的老人,他们都是那段黑暗年代的亲历者,它们对日本当时的侵略行径感到非常羞愧,更不希望相似的悲剧再度上演。

退休老人 落合正行:

简直感觉那个时代又回来了,一模一样,用谎言去教育孩子们,我感到战争的气氛正在靠近,这简直令人无法接受,我打死都不想回到那个时代了。

主持人:

接下去我们就连线驻日本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请你给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在中国隆重的纪念,全民的纪念“七七事变”的时候,就在这天,日本的舆论,日本的媒体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报道?

本台记者 李卫兵:

好的董倩,那么“七七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开端,7月7日是中国作为历史纪念日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历史教育的欠缺,以及一些当政者有选择的遗忘,那么大多数人对“七七事变”并不了解,7月7日这个日子在日本也很少被提及,往年的话即使是7月7日当天,也没有什么媒体会去报道,更谈不上会有什么相关的纪念活动,纪念是由于二战结束70周年,更重要的是昨天,中国公布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计划安排,因此,大部分日本媒体在今天都是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报道,提到了发生在78年前的今天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是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开端。

与日本媒体相对比较客观,或者说比较平静的报道形成对照相比,日本政府的反应,确实比较令人吃惊的,日本国防长官菅义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既然对中国全面开展抗战胜利相关纪念活动和宣传表示不满,他声称强调抗日,将历史问题,国际问题化的做法,无益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对于菅义伟的这个言论,人们在吃惊之余不仅感到困惑,将历史问题、国际问题化的难道不正是,不但不肯承认侵略历史,反而要歪曲,甚至是美化过去侵略历史的日本安倍政府吗?那么这种做了坏事又不承认,还不许别人说的做法,才是对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最大破坏。

以上就是日本当地今天对“七七事变”纪念日的一个反映。

主持人:

非常感谢卫兵,我们刚才听了卫兵的介绍,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纪念“七七事变”的这样一个纪念日,不是为了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珍视和平去捍卫和平,去提醒自己要自强。接下去,我们连线一位专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先生,高先生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李卫兵的一些介绍,就是相对于舆论媒体的冷静客观,这个政界显示出了一种,相反的一种姿态,您怎么看待?

高士华:

主持人您好,我曾经在日本读书4年,教书13年,我知道虽然日本极力否认侵略历史拒绝反省,但日本民间的进步势力一直在坚持反省,现在安倍政权变本加厉的否认侵略历史,很多民间人士危机感加强,它们公开站出来,以游行示威、演讲等方式,与安倍政权进行斗争,反省战方战争这是一个好现象。

主持人:

另外一个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像开始我们捕捉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以往,一个稍微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今年不仅官方在纪念“七七事变”纪念日,而且越来越多的民间在自发的纪念,您怎么看待由观念渐渐的已经扩散到了民间纪念这种现象?

高士华:

是这样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段历史,也建立了不少的民间抗战纪念馆,政府和民间联合推动纪念抗战值得肯定,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通过了解那段历史,从中获得正能量,增强民族自豪感,从国际上来看,我觉得民间力量参加抗战纪念是一个好现象,他们的发生在国际上有说服力,也容易被接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解释这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引用一首苏叔阳他曾经写过的一首诗叫《我是卢沟桥》,诗是这样写的,是的,我是卢沟桥,我就是那历经千年风雨也未曾垮掉,用石头铺就,铁链串起的,联拱的大桥。

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真的就是像一开始所说,不是为了记住仇恨,不是为了记住这个战争,我们为了捍卫的是和平,历史是无声的,但是历史就在那里。

今年9月3日,万众期待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盛大上演。

7月2日,空中梯队在北京东郊的通州进行了彩排。解放军海陆空三军航空兵总计189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组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阅兵空中梯队。这一规模,大大超过了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时151架的规模。

当天,有网友在通州拍到多达10个空中方队进行编队训练的照片。与2009年国庆阅兵相比,除了规模增加以外,歼-7、歼-8、轰-6H等老旧机型不见了踪影,国产新机型比重有了显著增加,尤其是海空军的预警机、电子侦察机、海上警戒机等特种支援机型,显示了我军空中力量对于信息化的极端重视与建设成果。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我国大型阅兵式上首度亮相的六个新机型——歼-15、歼-10S、轰-6K、高新八号、武直-10和直-19。钱报记者邀请超级大本营军事网站主编李小健,为读者解说这掠过蓝天的六张新面孔。

新面孔之一:

海军歼-15“飞鲨”舰载战斗机

亮点:为固定翼战机机群压轴的第9梯队,由“辽宁”号航母舰载机联队的5架歼-15组成,五机排成V字箭形队列通过,还放下尾钩以示致敬。这是中国海军舰载机首次参与盛大阅兵式,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力量崛起的一个标志。

专家解读:“辽宁”号航空母舰以及舰上搭载的歼-15,在前几年的密集报道中,公众已经较为熟悉了。不过,过去大家熟悉的是“黄皮”的歼-15原型机,而这次出现的是浅海灰色涂装的量产型歼-15,座舱两侧还涂有红黄两色色带和五星红旗图案,应该是为本次阅兵而设计的专门涂装。

歼-15是在苏-33和歼-11基础上发展的重型舰载战机。外界推测“辽宁”号的载机量仅有二三十架。但是相对更小更轻的F/A-18“大黄蜂”、米格-29K、“阵风”那样的中型舰载机,“飞鲨”的作战半径更大、滞空时间更长,挂载投放重型弹药能力更强悍,更粗的机头也能容纳直径更大的相控阵雷达,而且更强劲的发动机也能提供更给力的发电量,支撑更大的雷达功率,增大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

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歼-15将是中国航母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舰载战斗机。


新面孔之二:

八一飞行表演队歼-10S双座战机

亮点:八一飞行表演队八机与空警2000战略预警机组成了箭形队列,彩排时该梯队只拉黑烟,估计正式阅兵时会拉彩烟。

专家解读:在2009年国庆阅兵时,与空警2000组队的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的还是歼-7轻型战机,这种老旧的二代机“魔改”在解放军空海军已经彻底边缘化,接近退役。国庆60周年阅兵后,便换成了歼-10。

八一飞行表演队队员飞行时间均在1000小时以上,歼-10飞行时间在300小时以上,飞行等级在一级以上,胜任超密编队等高难课目飞行。超密集编队指机翼间隔0.5米至1米、垂直1至2米、高度差基本为0,出现哪怕是极小的误差,就可能导致相撞的事故。这显示出飞行员追求卓越、密切协作的品质和精神。

新面孔之三:

轰-6K“战神”战略轰炸机

亮点:第5梯队,9架轰-6K组成3个品字形编队。

专家解读:今年3月,中国空军轰-6K编队首次飞越宫古海峡抵达西太平洋空域,进行跨地区军演。

据《汉和防务评论》推断,轰6K的最大载油量有可能从34360公斤提升到接近40000公斤,这使得轰-6K拥有了9000公里以上的航程,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俄、英之后第四个自行研发并装备了战略轰炸机的国家。

同时,轰-6K的最大载弹量从原来的9吨提高到12吨。它还采用最新电子设备和“玻璃化”座舱,采用了电传操纵、隐身涂料。

轰-6K可以在机翼下挂载6枚长剑-10巡航导弹,4000公里的作战半径加上长剑-10有2000多公里的射程,轰-6K可以威胁到第二岛链上的关岛,甚至夏威夷群岛。

新面孔之四:

高新八号电子情报飞机

亮点:第4梯队似乎是海航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展示,在空警200的领衔下,预警、警戒、侦察机一应俱全,后面则跟了两队。该梯队里的高新八号是首次公开亮相。

专家解读:高新八号以运-9运输机为运载平台,发动机和螺旋桨都有改进,飞机鼻部增加了雷达,机身有多处天线整流罩。

据外媒分析,高新八号电子情报飞机能够为战区的指挥员提供有关敌方军事力量战术态势的实时信息。

如果说预警机是空中指挥所,那么电子情报飞机就是空中的“顺风耳”和“千里眼”。

新面孔之五:

武直-10“霹雳火”攻击直升机

亮点:第10梯队被网友誉为“丧心病狂的陆航大巡游”,其中武直-10是解放军第一种专业攻击直升机,也是亚洲各国第一种自研的专业武装直升机,结束了陆航长期依赖法国海豚直升机兼当武装直升机的历史,大大提高了陆航的航空突击与反装甲能力。

专家解读:武直-10配备一座旋转式机炮塔,机体两侧武器短翼可挂载反坦克导弹及空空导弹,采用串列双座式设计,在设计上与世界专业武装直升机完全一致。2012年11月,武直-10在第九届珠海航展中首次正式曝光。当月军事新闻中,直-10已经正式加入现役。

新面孔之六:

直-19侦察武装直升机

亮点:出现在压轴的第10梯队,数量众多

专家解读:在各强国的陆航,都有与重型攻击直升机搭配使用的轻型侦察直升机。在直-9W基础上研发的武直-19,吨位较小,使用成本较低,与武直-10形成了高低搭配。由于基本结构和技术与直-9一脉相承,直-19继承直-9便宜、皮实、耐用的优点。

直-19采用了串列式座舱布局、四页复合材料旋翼、函道式尾桨、外置4个武器外挂点和前三点式起落架等武装直升机的典型特色,可以同时挂8枚红箭-10反坦克导弹与两个火箭弹发射巢,比武直-10更适合执行低强度的作战机动,显得“便宜量又足”。

本报记者 屠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