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旅

杨元元的焦虑从11月21日开始升级。

之前一天，学校停止了一个多月对杨元元的规劝，正式要求望瑞玲在21日早晨8时前搬离学生宿舍。此前学校帮她们联系了一间月租450元的房子，这本来已获得了杨家母女的同意，但21日搬家那天临时出了些意外—当天正是星期六，房东在上海市区，要下周一才回到学校。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杨元元并未因这一临时变故重新去找宿管员，请求让母亲再借宿一晚，而是选择了在一家电影院里落脚。买票后，她和母亲在里面呆了一夜。

第二天晚上的住宿依然是个问题。寻思再三，杨元元对母亲说，要不就去住学校的招待所吧。望瑞玲坚决不同意，她舍不得花上那50元钱。望瑞玲对女儿说，你先回去，我会再找那个电影院的。杨元元不放心母亲一人，却也架不住她的催促，回到了宿舍。

这一晚，望瑞玲坐在学校的大礼堂前，吹了一夜的风。

23日周一时，杨元元拿到了房子钥匙。晚上，她带着母亲一起寻找。坐落在上海临港新城的上海海事大学因为面积太大而显得有些空旷，杨元元和母亲走了好久才找到房子所在的小区。打开房门，房间冰冷而简陋，水泥的地面，只有一张桌子放在中央，甚至连煤气都没有开通。

望瑞玲说，当时杨元元就哭了，说对不起母亲。晚上，母女俩把被褥铺在地上，凑合了一宿。

对姐姐和母亲面临的窘境，身在深圳的杨平平并不知情。事发后，杨平平对此追悔莫及。杨平平说，姐姐一向都很独立，心中的喜怒哀乐从不向他倾诉，每次联系，她总是表示一切很好。25日他跟姐姐还有短信来往，对于这次的宿舍争执，姐姐只是稍微提了几句，而母亲也没有多说。

望瑞玲说，她对儿子一向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在发给杨平平的短信中，她轻描淡写地说租到了房子。“挺大的，还可以看海。”

租到房子后，杨元元并没有回到宿舍居住，而是继续跟母亲住在一处。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随后，她和母亲说：“地上好冷，我去找学校，我们还是要住回学校宿舍去。”

望瑞玲让她放弃这个想法，既然已经有了房子，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业上，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就行了。元元没说话，望瑞玲有些担心女儿，因为女儿性格一向执拗，比如在大学期间，她固执地不肯申请助学贷款，而用了缓交学费的方式，这导致她在毕业时“双证”被扣。

25日这天，上海出现了很久未见的暖阳。杨元元没有课，母女俩到学校买了些馒头和咸菜，走回出租屋吃饭、聊天。杨元元告诉母亲，现在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有报考师范类专业，那些当初成绩没有自己好的同学，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教书，收入很高，反观自己现在却过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杨元元反复说着这句话。她反复跟望瑞玲道歉，说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如今回想起女儿当初的那些话，望瑞玲觉得从那时候起女儿就已经崩溃了。她很后悔没有及早对女儿进行关心，不过她又觉得，即使当时发现了什么，在她这样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仍需解决的人眼里，也很快会被忽略。

杨元元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带母亲回宿舍洗了个澡。之后，她说自己要排练话剧，让母亲回去住，不用等她。

这是10年来，她唯一一次没跟母亲住在一起。而在同一天，给姐姐发完短信的杨平平还特意在QQ上留言，说明年春节让母亲到深圳去，到时他会在深圳的关外租套房子。

杨平平再也等不来姐姐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