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半年前，一场关于量刑程序的改革在全国法院系统全面推开，厦门市中院及3个基层法院被纳入首批试点，部分市、县（区）检察院亦对量刑建议机制进行探索。时至今日，全省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的法院已扩至一个中级法院，13个基层法院。

半年来，这种被称为“阳光下的讨价还价” ，给我省法院、检察院、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带来怎样的影响？量刑程序改革取得哪些成果，又遇到了哪些困难？

被“切割”的庭审和全国教案

李平和邱斌都是第一次体验量刑辩论，前者通过量刑辩论知晓了自己“犯的罪很严重”，后者不仅知晓了这一点，还明白了自己“犯的罪为什么很严重”。

11月11日，连江县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普通盗窃案。被告人李平和3个老乡一起，盗走了当地一位市民的银行卡，将卡内10万元先取走1.6万元，再转账5万元，余款3.4万元因数额超限未转账成功，后被抓获。

庭审中，李平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在定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亦毫无争议。然而李平发现，庭审没有想象中的“你说完，我说完，15分钟就判完。”当天的庭审，步骤比较特别：15时15分，庭审开始，法庭对李平的定罪部分进行调查；15时32分，控辩双方进行定罪方面举证质证；15时43分，法庭对量刑事实部分进行调查；15时48分，控辩双方就量刑事实方面举证质证；15时50分，控辩双方就李平犯罪事实部分展开辩论；16时03分，公诉方宣读《量刑建议书》，控辩双方就量刑部分展开辩论；16时11分，李平作最后陈述，庭审结束。

庭审结束后，李平告诉记者，他搞不清楚法官为什么将原本可以很快的庭审“变得很长”，但他搞清楚了一件事——他很有可能在牢里蹲5年以上，而非先前看守所里那些“二进宫”们告诉他的“两三年”。因为，公诉方根据李平“窃取数额特别巨大”、“其中3.4万元的余款属于犯罪未遂”、“案发后归还7000元”三种情节，建议法院对李平在有期徒刑6年半至8年半幅度内处刑。李平听到“6年半至8年半”时愣了一下：“太重了。那3.4万元余款不该算我偷的，因为我没拿到手。”但公诉人说：“你刚才已经承认，没拿到手的原因是因为转账上限是5万元，而你也尝试过再次转账，只是因为客观原因未能成功。这在法律上表明你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笔余款应该算入盗窃总数当中，只是属于未遂部分。”李平不吭声了。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上囚车之前，李平想通了：“我可能真的要蹲好几年了……”

与李平从想不通到心服口服花了好长时间不同，27岁的邱斌只用了1个小时就完全想通了。今年4月5日，邱斌在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的那次庭审，像是一次“数学考试”，而且那场“考试”被录制成光盘，作为全国120多个法院的教案。

当天被告席上的邱斌也选择当庭认罪——他知道自己与“持刀、公共场所、光天化日、对女性实施抢劫”这4个语词脱不了干系。但从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只希望自己的主动自首、主动退赃及当庭认罪能得到法官的从轻发落。

但是能不能从轻发落？怎么个从轻发落？他心里显然没底，除了回答问讯时抬起头，其余时间他都是低垂着头。

法庭是当庭宣判的。

主审法官宣读完邱斌犯“抢劫罪”之后，将邱斌的量刑“变”成一道数学题：

第一步，告知邱斌有三种量刑情节：自首情节、主动退赃、持刀抢劫。有自首情节，可以予以从轻处罚；归案后主动退出赃物赃款，有明显悔罪表现，可以予以从轻处罚；持刀实施抢劫，酌情予以从重处罚。

第二步，结合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对邱斌上述量刑情节进行了量化分析：抢劫两次以上、犯罪后果和情节一般的，量刑起点为5年至7年有期徒刑，邱斌的抢劫次数为两次、抢劫数额为3373元（抢劫数额相对较少）、没有造成被害人的人身损害等情况，结合审判实践，确定其量刑起点为6年，又因为邱斌没有其他增加刑罚量的犯罪事实，确定其基准刑为6年。

第三步，将第一步的各种情节进行“同项相加、逆项相减”：主动投案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到50%，邱斌投案主动、认罪彻底，减少其基准刑的50%；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性的20%到30%，邱斌退出赃款赃物，减少其基准刑的20%；持械抢劫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邱斌威胁被害人使用的是水果刀，对被害人有现实的人身危险性，增加其基准刑的20%。

第四步，得出最终量刑：判决邱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邱斌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服判，不上诉。”（故事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改革困难：暂无统一的量刑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尽管今年4月省检察院制定《福建省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暂行规定》，6月省法院、省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改革试点工作的会议纪要》，对量刑建议和量刑规范化建设进行了规定，但前者主要针对的是量刑建议，而后者涵盖内容较广，具体操作规程还不够细。

“在我国，由于这项机制创新刚刚起步，在规则上还缺少检法统一的量刑标准。” 施忠华认为，量刑标准的不确定性，是推行这项机制的一大障碍。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陆而启建议：“研究出台内容更为全面、程序更为规范、操作更为明确的规范性文件，甚至时机成熟时，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他认为目前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虽然不具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力，又要面对辩护方质疑以及接受法官审查，但这种量刑建议权依然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量刑建议要有理有据，宽严适中，大体上同案同判。”

此外，近几年，我国的刑事案件总量呈逐年上升之势，法检两家人均办案量也不断上升，案多人少的矛盾普遍存在。“今年以来，试点单位办理五类案件达900余件。初步估算，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展开之后，检察官们的每个案件平均增加办案时间约20%至30%，简单的案件可能增加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复杂的案件可能增加一天、两天，甚至更多。”施忠华说。王成全也认为：“量刑规范化的改革试点工作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