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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经济】中国40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纪略:大地为证

2018-12-05 16:01:25 记者 瞿长福 乔金亮 黄晓芳 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蔡秀明   我来说两句

编者按40年前,以安徽凤阳小岗村、肥西小井庄村为代表的农民,自发分田到户,由此引发全国性土地政策调整,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40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牢牢把握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条鲜明主线下,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加速落地;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快速推进,正持续激发农村各类资源的巨大潜力,汇聚成助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磅礴伟力。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村民罗安容家里,珍藏着一本红色的证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0多年来,在罗安容眼里,这本证书是她最珍贵的宝贝,也是她作为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首批持证农民的见证。

浙江省德清县水月清华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建龙手里也有一本3年前拿到的证书,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它记录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第一宗交易”。

两份证书,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一段厚重的历史——农村土地制度变革。40年前的农村土地“大包干”,掀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帷幕;40年来的农地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不断向“深水区”挺进。

“大包干”闯出一个新局面

2018年9月23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里热闹非凡,合肥市农民丰收节庆祝晚会在这里举行。

66岁的小井庄村村民李祖应说,2018年9月23日是个“大日子”。不仅是因为这天是首个中国农民的节日,更因为40年前的同一天,小井庄村大胆地开始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之后的第二年,李祖应当上了小井庄村生产队队长。

1978年以前,包括小井庄村村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农民,种地是唯一选择。尽管8亿人口7亿人在种地,但如何“吃饱饭”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李祖应说,山南镇山多、岗多、圩田少,有7个公社900多个生产队,生产搞“大呼隆”,一年打不出多少粮。更糟糕的是,1978年山南从春到夏,没下过一场透雨,岗上野草都枯死了。

“到了秋季,旱情更重,人畜喝水都难。大伙既希望分田到户,又怕挨批。”李祖应回忆说,“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和小组另外6家一起商量,7家明组暗户,以包到组的名义,把包的田再分到户。后来,其他户也跟着学,几家一起向生产队包地,然后再各种一块,地一下子被‘借’光了。”

小井庄生产队当时有21户、98口人,全队153亩田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因为种的是自家的粮,大伙舍得下力气。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都下地干活了。天旱墒情不好,就大搞积肥,冬天到处拾粪。这一年秋种进度快、质量好,第二年小麦大丰收,尽管还不是好品种,但亩产从200多斤一下子上到400多斤,“从来没有过啊!”李祖应说。

几乎就在小井庄悄悄“包地”的同时,在肥西县北面100多公里的安徽凤阳县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后来为人熟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在18位村民带领下,偷偷按下“红手印”,自愿实行包干到户的故事。小岗村“红手印”名声更响,被称为“大包干”第一声。不过,李祖应说,这恰是当时农村吃不饱饭,被逼“大包干”的真实场景。

“大包干”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关系,农民初步拥有了自主土地经营权。但在当时,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兹事体大”。各种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也让冒着危险干着“大包干”的农民忐忑不安,直到得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

1979年秋收后,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把他拉到自己家,细说了“包干”前后的变化。不久,一份名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呈送万里。文中有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万里看后批示: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给予肯定和支持。

此后,万里同志分别赶到小井庄村和小岗村调研,看群众粮仓,跟群众座谈。临走时,他对送行群众留下一句话:“我支持你们继续干!”

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肥西县农民的首创精神,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这次讲话也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人民公社体制转为分户经营后,广大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还有了多余的农产品出售。1980年9月,中央印发文件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一年秋天,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猛增到22.3万多斤,村民笑逐颜开。1984年,各类分田到户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

逼出来的“大包干”,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也很快迎来了农民与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问题。一方面,改革之初,没有明确集体土地向农户发包的期限,承包农户出现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集体人口每年都有变动,许多地方不得不隔几年就重新调整承包地,使承包关系不稳定。为解决村组内部因人口增减频繁调地带来的负面效应,1987年中央设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在贵州省湄潭县,试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邵夏珍说,从1993年起,国家一系列文件法规先后出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予以明确。按照这一原则,除非自愿放弃,家庭已无人或全部迁出,否则村集体不可收回承包地。“这就保持了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邵夏珍说。

记者旁白:大包干是“逼”出来的。一个“逼”字,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包干到户的大胆决绝,也折射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无比艰辛。“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生产关系中,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调整,一下子就释放了强大的生产力,也在无意间撬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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